闽南人外迁及其方言文化的流播

　 　




闽南人外迁及其方言文化的流播

郭 锦 桴



一

在福建境内，闽南地区是指分布在福建东南沿海，戴云山脉和博平山脉之间的地带。它主要包括：厦门、金门、同安、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德化、漳州、龙海、长泰、南靖、华安、平和、漳浦、云霄、东山、诏安、龙岩、大田（属漳平）、尤溪等23个县市，拥有近一千万人口，是福建最大的方言区。

    闽南方言区以厦门、泉州、漳州话为核心，厦门话为代表。在历史上，闽南这些地区有密切联系，但在今天的方言口语中，却存在许多显著的差异：如龙岩，在唐代以前称“新罗”，初属晋安，后隶南安。唐代又归属漳州。其历史关系很深。今天的龙岩话虽以闽南方言为基础，但也深受客家话的影响，口语中消失入声韵尾，词汇中吸收许多客家方言词。又如大田，处于闽南和闽中方言交叉处，历史上归属永春州，它在泉州腔的基础上，受永安话的不少影响。

    在闽南方言区相邻地带，最突出的有莆仙地区。从地理和历史上看，莆田、仙游与闽南地区关系十分密切，它处于戴云山余脉的闽南沿海地带，历史上曾归属泉州府统辖。它早期通行闽南方言，在语音上，其文白异读与闽南话基本一致。不过，在今天的莆仙地区的口语中，吸收许多福州话的特点，并有自己独特的声母，这与它处于闽南和闽东的交界处有密切关系。莆仙方言可以说是独立的方言，也可以说，它在历史上曾是闽南方言的次方言。在我们阐述历史上闽南人外迁时，莆仙人被作为历史闽南人范畴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历史上，尤其是唐宋以来，福建省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是闽南地区。

唐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述，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泉州4县（含莆田）160, 295人，漳州3县17，940人，合计17万8千多人。

    宋代，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据《宋代地理志》记述，泉州7县、漳州4县、兴化（莆田）3县合计36万多户。如果每户以5人计算，此时的闽南人口已骤增到180万人，这相当于唐代人口的10倍。

    闽南地区一向物产富饶，经济繁荣，人丁兴旺。但地狭人多，生活矛盾重重，必然出现人口大量向外迁移的现象。从宋代直至元、明、清，闽南人一批又一批地向外迁移，其历史外迁的路线主要有6条：1、向广东及海南外迁；2、向台湾迁移；3、向浙江、江苏迁移；4、向江西、四川等地迁移；5、向省内其他地区迁移；6、向东南亚诸国外迁。下面，我们分别阐述历史上闽南人外迁的简况。

    （一）闽南人向广东及海南迁移

    闽南人向近邻的广东及海南迁移，其地区相当广阔，但主要集中在潮汕地区。

    宋代开始，闽南人便大批移入潮州，使潮州发生巨大变化。闽南人大批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同时，还有大批从事农业种植，讲究耕作技术以及从事海商经营活动。欧阳修曾生动描写：“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文忠集·在美堂记》）。从此，潮州一带成为闽南人为主的天下。据有关考证，宋代潮州重要职官大多是闽南人。北宋时期潮州重要职官31人中，闽南人17人，占55%。南宋时期重要职官90人中，闽南人57人，占63%。据潮州有关地方志记述，略举三例：

    福建晋江人陈恒，在宋代哲宗年间任海阳令。福建龙溪人萧询，在宋理宗年间任潮阳县令。福建莆田人郑徽，在宋高宗年间任广东运使。

    宋代闽南人迁入潮州一带，以泉州、漳州和莆田人居多。宋代以后，元明清几代闽南人继续一批又一批迁入潮州一带。据《揭阳县人口志》材料，明代榕江流域一带的农村，从闽南迁来的人口占了三分之二，成为主体村民。从此，潮汕方言，即闽南方言的分支，取代了原来潮州的府城话。

    闽南人外迁入广东并不只局限于潮汕地区。据考察，今天的广东有21个县市居住着闽南人，有的是全县、市都说闽南话，有的是部分乡镇说闽南话，下面举出这些说闽南方言（潮汕方言）的地名及其人数。

    1、全市、全县都说闽南方言的县市有：

潮州市135万人，汕头市87万多人，澄海县75万人，潮阳县207万人；南澳县68万人，惠来县84万人，电白县75万人，徐闻县56万人，揭阳市148万人，普宁县84万人，海康县114万人。

2、大部分人讲闽南话的县市有：

饶平县，全县86万人，讲闽南话的70多万人。海丰县，全县64万人，讲闽南话的约55万人。陆丰县，全县110万人，讲闽南话的约80多万人。

3、部分讲闽南话的县市有：

陆河县10万多人，揭西县35万人（全县70万人），湛江市44万人，廉江县28万人，茂名市10万人，吴川县8万人，中山市15万人。

从上面所列举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广东省大约有1400多万人讲闽南话，这数目是相当可观的。

    闽南人外迁还经广东渡海到达海南岛。海南岛史称琼州府。历史上，它的人口很少，唐代时只有4，858户。元明以来，由于许多闽南人的迁入，海南岛人口迅速增加许多。元代，海南有90，805户，比唐代增加了8万多户。明清以来，增加的闽南人更多。

    海南岛的闽南人大多数来自莆田等地，也有一些来自潮州。它分布在海口、琼山、澄迈、屯昌、文昌、琼海、万宁、三亚、琼中、乐东、昌江等地，使用闽南话的人口约440万人。它以文昌话为代表，通常称之为“琼文话”。由于远离母语，难免在语音、词汇上出现一些独特的变异。

    显然，闽南人外迁广东、海南的人口总数约为1800多万人，这是数目巨大的移民。

    （二）闽南人外迁台湾

闽南人外迁台湾是众所皆知的史实，有关的史籍也很多，无须在这里详述。有学者指出，历史上闽南人移民台湾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郑芝龙船载灾民入台，主要是生存型移民；第二次是郑成功驱荷复台，是军事行动带来的政治型移民；第三次是自清初康熙至嘉庆百余年的移民潮，主要是生存和发展兼有的经济型移民。此次移民台湾，汉族由清初的24万人，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增至208.61万人。一百年间，增长10倍！其中绝大多数是闽南人的移民。

据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日台大辞典》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台湾讲汉语的人数为284万人，其中讲闽南话的有230万人，占81%。此时，闽南人已成为台湾的主体居民，这是无庸置疑的。在讲闽南话的人中，以泉州人和漳州人为主，泉州人有120万人，占52.2%；漳州人有110万人，占47．8%。又据1926年“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当时台湾汉人增至375万人，福建籍312万人，占汉人口83.1%，占台湾人口73.5%。在闽人中，来自泉州的占54%，来自漳州的占42%。

今天台湾人所说的“台语”，便是地地道道的闽南方言。

（三）闽南人外迁浙江、江苏

闽南人外迁既向南开拓，同时也向北开拓。明清时期，有不少渔民外迁到浙江南部温州地区的平阳县，以及沿海一些地区。据调查，现在浙江说闽南话的人口约近100万人。闽南人迁徙浙江的居住地分布如下：

    温州地区——平阳县约30多个乡；温岭县城——石塘一带；玉环县城——坎门镇；瑞安县城——北麂岛；苍南县城——大部分地区；舟山群岛——若干渔民区；洞头县城——本岛、半屏岛、元角、倪屿等岛。

1980年笔者曾经到平阳县调查闽南人迁徙的历史及闽南方言片形成的过程。据许多平阳闽南人的宗谱记述，闽南人大多数是在明清时期陆续迁到平阳定居的。略举几例：

据山门乡《黄氏宗谱》记述，下东山村黄氏祖先于明代洪武年间，从福建泉州迁来。堪头村《周氏宗谱》记述，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年），周氏祖先从厦门南岸逃来。    睦源乡《李氏宗谱》记述，太监地李氏祖先于清代顺治年间由泉州南安迁来。南雁乡《陈氏宗谱》记述，陈氏祖先陈君敬于明代万历年间由漳州府迁来。青街乡《池氏宗谱》记述，池氏祖先于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年），由泉州迁来。

    显然，闽南人迁徙浙江平阳县均在明清时期，其中，以泉州一带的渔民居多。

笔者在平阳与移入的闽南人可以用闽南话沟通，但其中也有一些差异。

江苏宜兴县属于吴方言区，全县流行吴方言。然而，在宜兴的东南部大约有13个村居住着闽南人，村民们在村里、家里讲闽南话，到村外县城都要讲吴方言。

笔者曾在1981年到离宜兴县城不远的铜锋乡梅园村进行方言调查。梅园村居住的闽南人，绝大多数都姓林。年纪大的村民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福建漳州人，在清朝末年由浙江温州地区平阳县迁来。所以当地人称梅园话为温州话。查其《西河林氏宗谱》，此宗谱初刊于清代道光三十年（1851年），全书共七册。宗谱记述林氏家族于明代崇祯年间由漳州府龙溪县溪园村迁至浙江平阳县山门乡。清代末年又从平阳迁到宜兴的梅园村。笔者入村后，当村民得知笔者是漳州人时，众多的村民都围过来用闽南话说：“祖家来人呐，祖家来人呐!”他们一代又一代盼望能有机会回龙溪县溪园村祭祖，所以对祖家的来人格外激动。

（四）闽南人外迁江西、四川等地

闽南人外迁大多数走沿海路线，但也有小部分人沿着崎岖的陆路，向内地迁徙，据云，其中有不少是随太平军北上而外迁的。

据人们调查，闽南人外迁江西省，主要分布在上饶地区尊桥乡东田村、茅家岭塔水村一带，约有上千人。另外，在赣南兴国县的社富乡坐石村，有200多户，近千人，由永春桃源里迁来。

闽南人还远迁四川、广西。据四川大学崔荣昌先生调查，四川成都平原的新都、广汉、什邡、中江、灌县、大足、安岳等县有若干闽南方言岛。成都近郊金堂县城厢镇的大同、祥福、玉虹、绣水各乡，共有2000多人，均是由漳州南靖县石门隐溪里迁来的。

另据传广西柳州市郊也有闽南方言。

（五）闽南人外迁省内其他地区

李如龙先生在其《福建方言》中详细介绍了闽南有二十多万人外迁到省内其他地区。这里，我们只作简要列举：

福鼎县有13个乡，993个村，迁入闽南人，共约有13万人。

霞浦县有lO0多个自然村，迁入4万多闽南人。

顺昌县城关镇、大干乡、富文乡等，迁入3万多闽南人。

永安市西洋乡14个村、大湖乡4个村也迁入3万多闽南人。

福清市渔溪镇、东张镇、宏路镇等部分村子，有数万闽南人迁居。

其他有宁德市、连江县、罗源县、平潭县、闽候县、南平市、建阳市、武夷山市、浦城县、沙县、邵武市等，都有一些村子迁入闽南人，多者有几千人，少者几百人。

（六）闽南人外迁东南亚各国

闽南人迁徙海外有悠久的历史，主要是外迁东南亚的南洋诸国。北宋时，泉州设立市舶司后，闽南人前往南洋经商、居住的便增多起来。元代时，元世祖派史弼南征印尼爪洼，率兵五千人，从泉州出发，其中多为闽南人。明清以来，闽南人外迁南洋更是大批量，一批又一批。“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适波浪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尤甚。”（《明经世文编》卷四○○）

据陈烈甫《东南亚洲的华侨、华人与华裔》一书援引台湾有关华侨的统计数字，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共有1600万人。其中，越南华人以广东人占多数，泰国华人以潮州人占多数。而其余各国却是闽南人占多数：菲律宾55万人，新加坡168.9万人，印尼361万人，马来西亚391.6万人，缅甸    66.5万人，合计1042.4万人。

这些表明，闽南人外迁东南亚诸国的人数高达1000多万人。闽南地区许多侨乡到南洋的人口往往比在故乡的人口为多。

    除东南亚各国之外，闽南人也迁徙到世界其他国家，如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国家。

从上所述，闽南人从历史上直到今天，其外迁的人口，至少有3000多万人，很可能接近4000万人。在我国，像闽南这样人口大量外迁、富有海洋文化开放特色的地区，恐怕是很少有的。

二

    随着闽南人向四面八方扩散、外迁，其闽南方言和地方民俗文化也向省内外、海内外广泛流播、传扬，而且代代相传，绵延不断，为我们民族社会多彩文化的弘扬，增添了光辉。

    学者们早已注意到，闽南人大批外迁之后，一方面传播闽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特产，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经商的技艺、商品。另一方面也把闽南方言、民谚、民谣、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等等带到外迁地区和国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材料不少，这里仅就方言文化词汇、民谚、民谣和民间信仰文化等的流播作些阐述。

（一）闽南方言中富有特色的基本词汇和地名词的流播

在闽南人外迁的地区，闽南方言依然被保存、流传下来，成为社会的主要交际语。尽管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要受周边异方言的影响，但不论台湾，潮汕地区，海南岛或浙江的平阳，江苏宜兴的闽南人城镇、村庄里，人人依然用闽南话进行交际，称太阳为“日头”，天亮为“天光”，房屋为“厝”，清早为“早起”，下雪为“落雪”，下雨为“落雨”，冰棍为“霜条”，肥皂为“雪文”，手电筒为“手电”或“电火”，眼睛为“目睭”，肩膀为“肩头”，走为“行”，跑为“走”，公鸡为“鸡公”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闽南方言中富有特色的地名文化词也广泛流播到外迁地区。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台湾。

    在台湾，有的地名直接沿袭闽南地名，以显示思亲念祖之情。如：在台中有“龙溪”地名，台北、嘉义有“南靖”、“长泰”地名，在台南有“诏安”，在南投有“平和”，在云林有“泉州”，在屏东有“南安”，在彰化、云林有“同安”等等。

    在台湾地名中，还沿袭用闽南地名中常用的“埔”、“坑”、“厝”、“寮”为地名文化标志词。

    台湾地名中，带“埔”地名有数百处之多，如牛埔、草埔等等。带“坑”的地名，仅台北县便有260多处，如麻坑、粗坑等等。带“厝”、“寮”的地名也多达数百处。有带姓之厝，如林厝、何厝、刘厝、许厝等等；还有带籍贯之厝，如嘉义有“泉州厝”、“兴化厝”等；此外，还有其他多彩命名，如彰化的“粉鸟厝”、台中的“卞马厝”，基隆的“七分寮”、台北的“贡寮”、高雄的“鸭母寮”等等，这些地名，显示闽南地名文化的思亲念祖宗族情怀在台湾的流播。

（二）闽南方言的民谚和民谣的流播

    在闽南方言中有很丰富的、脍炙人口的民谚和民谣。它是千百年来闽南人民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闪烁民众聪明智慧的思想光芒的结晶。读来音节铿锵，句子精练，朗朗上口。

    随着闽南人的外迁，闽南方言中的许许多多口头民谚和民谣也流播到各处迁居地，台湾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台湾闽南人很珍视搜集各种民谚，并把各种民谚看作为“金言玉语”、“警世良言”、“好言好句”，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民谚书籍，展示民谚中丰富多彩的内蕴。鼓励人们从祖先留下的谚语中去领悟人生的哲理、父母的爱心、自然物候的变化。毋庸置疑，台湾的谚语中，许许多多是以闽南话流播过去的。如：“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少年毋打拼，老来无名声”，“三人共一心，乌土变成金”，“一分钱，一分货”，“无三不成礼”，“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食人欢喜酒，趁人甘愿钱”，“家和万事兴”，“食米不知米价”等等。

方言文化中，民谣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南方言的民谣很丰富。早年，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在《厦门音系》一书中便记下同安、厦门、漳州流行的民谣，如《阿达子歌》，流行于厦门、漳州，后传入台湾。其歌谣词是：“阿达子，做人新妇有道理，晏晏睏，早早起，起来梳洗抹粉点胭脂。落灶脚，洗碗箸，上大厅，试桌椅；入房内，做针线。阿啰兄，阿啰弟，阿啰丈夫好八字；阿啰家官好家世，阿啰父母好教示”。（阿啰：夸奖）。泉州民谣《病囝歌》，漳州民谣《天乌乌》、《草蜢公歌》、《客鸟飞过枝》、《老鼠官歌》，泉州、南安的《桃花搭渡》，泉州、惠安的《五更鼓》等等民谣，早已传入台湾，为台湾人民所传颂。在潮汕及其他闽南人迁居地，自然也流行故乡传来的各种民谣，以抒发民情民风。其音调生动、通俗、易吟唱。

（三）闽南民俗与民间信仰的流播

    民俗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民间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我们中华民族有传统的民俗，如春节拜年、元宵观灯、清明扫墓、端午竞渡、中秋赏月、除夕守岁等等。闽南的民俗要遵循中华传统民俗之风，但又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闽南特色的民俗往往随闽南人外迁而流播他乡。   

    学者们考察台湾、潮汕民俗，发现其家族制度，祭祖习俗，传统婚姻礼俗，各种神会习俗如中元普渡、地方戏曲等等，几乎都源自闽南，与闽南民俗十分相近。

    这里，以广东潮汕民俗为例，如清明节吃“薄饼”（即lunpia）的习俗，完全是漳州人带去的民俗。据传，清初郑成功攻漳州时，守城而死者众多，无棺木收殓，只好用草席卷起下葬。后来人们用卷饼来纪念、祭拜他们。此外，冬至节，潮汕人家要吃“冬至圆”（丸），这也是闽南民俗传入的。潮汕人与闽南人一样，“冬至圆”用糯米做成，然后放入红糖汤中煮熟，以祭祖、祭灶君，祈求一家人的团圆。还有除夕的“围炉”民俗，台湾、潮汕与闽南也完全一样。

    关于民间信仰，闽南人的民间信仰有三大类：一是自然神，如天公、雷公、土地公、海龙王等；二是佛、神和仙人，如观音、如来佛、八仙等等；三是人神，忠肝义胆，为民除灾、治病，令人敬重的好人。民间信仰中的人神最具有地方特色。闽南地区民间信仰的人神中最突出，对外影响最大的地方神祇有三座：

    1、妈祖

    妈祖的来历人所共知，无须介绍。其又称慈济、灵慈、天后、灵惠、圣母等等。凡是闽南人外迁之地，几乎都有妈祖庙。今天台湾有妈祖庙800多座，香火一直十分兴旺。潮汕地区也有众多“妈宫”或“天妃庙”（妈祖庙），仅南澳岛便有18座妈宫。香港、澳门也有66处妈祖庙。在东南亚，闽南人迁居较多的马来西亚也有35处妈祖宫庙。

    2、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俗称“吴真人”、“大道公”。他原名吴夲。本是宋代一名民间医药先生，生于同安白礁乡（今属龙海）。他为人治病，“无问贵贱，悉为珍视”，“以济人救物为念，而义不受人一钱”，深受人们的敬重。其死后，遂为人神，闽南人敬他为“保生大帝”，立庙敬奉。闽南人外迂他乡时，依然很敬重他。在台湾，保生大帝的庙宇有253座，仅台南就有92座。此外，台湾还有妈祖和保生大帝并座的庙宇383座。

    3、开漳圣王

    在漳州一带，人们奉祀唐代首任漳州刺史陈元光为“开漳圣王”，其一生为漳州开发，颇多建树，受到人们的敬重。死后多次被褒封。人们为之立庙，敬奉为神明。陈王庙遍及漳属各县。甚至南安县也建造“威惠陈王庙”。现在台湾有53座“陈圣王庙”。宋代，潮州在葫芦山上便建起一座“威惠庙”。

民间信仰对方言中的人名和地名文化也会产生影响。据陈建明先生考察，广东潮州地区的海丰县男性的名字中，多带有“妈”（妈祖）、“娘”（观音娘娘）、“佛”。每三个男孩中便有一个名字带这其中的一字。如妈水、妈吉、妈禄、妈炎，或娘包、娘兴、娘溪，或佛泉、佛有。这是希望儿子得到神的保佑。但女孩的名字却不这样叫。

（四）随着闽南人外迁东南亚，闽南物产民民俗文化方言词汇在东南亚语言中广泛流播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闽南曾是经济很发达的地区，对外贸易很频繁。宋元时代，泉州港是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它的船舶曾直航数十个国家。明代实行海禁后，漳州之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成为贸易大港，商贾云集。私人船舶走遍东南亚各国及日本。闽南丰富的物产、经济商品不断向外输出。

    更重要的是，随着大批闽南人迁入东南亚各国定居后，各种闽南特有的物产、商品、用具甚至民俗很受印尼、马来人的欢迎，各相关词汇便随着被借入到印尼语、马来语中。据有关专家的考察，举数例如下：

    食品类：taoh豆腐、bihung米粉、misoa面线、tauge豆芽、pangsit扁食、the茶、tangkue冬瓜、laici荔枝、hebi虾米、kue粿、bami肉面、hunkue粉糕、kucai韭菜、bakcang肉粽。

   日用品类：bak墨、pit笔、mopit毛笔、teko茶鼓（茶壶）、 bakiak木屣、anglo火炉、sosi锁匙（钥匙）、pangki簸萁、kemacing鸡毛掸子、kio轿、topo桌布（抹布）、suipoa算盘。

居处服饰类：laoteng楼顶（楼上）、bong墓、kongkHall公馆、pangkeng房间、tekua短褂、pangsi纺丝、kuntuan裙缎、angkin红巾、tekua短褂。

商业、航运类：toke头家（老板）、 kongsi公司、sampan舢板、taikong舵公（船老大）、sohui所费（费用）、dacing大秤、jung船。

风俗习惯类：cingbing清明、sincia新年（春节）、angpau红包、potehi布袋戏、barongsai舞弄狮、pakao卜卦、puakiau牌九（赌博）、posat菩萨、huisio和尚、  papui抽签卜卦、bio庙、samseng三牲、kongko讲古（说书）。

    据有关研究，马来语中借自闽南方言大约有400多条，其借词最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有关衣食住行和日用品、民俗习惯、称呼之类。恕不一一列举。

    有关闽南方言文化的流播还有许多内容值得探讨。限于篇幅，不拟作进一步探究。

    最后，笔者认为，所谓“闽南文化”，除了“本土闽南文化”之外，还应包括“外迁闽南文化”，诸如台湾闽文化、潮汕文化、海南闽文化等等。

    外迁的闽南文化源自本土，承袭本土，但又有许多新变化。由于地理阻隔和不同地区或国家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外迁文化会出现演化和变异，产生许多不同本土文化的新特点。如，台湾的歌仔戏，并不是承袭漳州的芗剧，它是由漳州的“锦歌”、同安的“车鼓弄”、安溪的“采茶褒歌”演化、糅合而成。台湾的“思想起”、“草蜢弄鸡公”是融合闽南民歌、高山族卑南民歌以及客家民歌三种腔调而成。潮汕的“潮州戏”，其源自南宋漳州移民的民间地方戏，但明代之后受南戏的影响，采用弋阳腔，用大锣大鼓伴奏，出现“潮调”。其《荔镜记》（陈三五娘的故事），虽然用闽南方言，但唱腔却是潮调。可见，外迁闽南文化与本土文化有许多不同。不过，从总体上看，它仍是闽南文化的组成部分。确切地说，它是闽南的次文化，即变体文化。它的方言，是闽南的次方言，即变体方言。

参考书目：

[1]林伦伦、陈小枫：《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蓝雪菲：《闽台闽南民歌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黄挺：《潮汕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郭锦桴：《人口迁移与闽南方言及其方言岛的形成》，载《语文论集》（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编：李 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