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起山歌反水库

　　　　For 南都周刊
　　　　
　　　　4月11日傍晚，梅雨落在广东南岭的群山间。在清凉上升的尘土气息中，名为“每日•种树”的台湾客家新民谣义演正在进行最后彩排。南岭乳阳剧场涌进了大约300名观众，大部分是生活在这里的当地乡亲。台下，孩子们在过道间快乐地奔跑着；台上，一个中年男人则心无旁鹬地调试着Monitor。
　　　　这个戴眼镜的男人略显清瘦，穿着宽大的麻布裤和印有“美浓运动”字样的黑色T恤。临近演出时间，台下渐渐安静下来，他从调试吉他中抬起头，微笑地望着台下：“大家好，我是林生祥。”
　　　　或许大部分观众并不清楚，这位来自台湾美浓的客家歌手，曾用他的歌声引导了1990年代后期台湾轰轰烈烈的美浓反水库运动。按照乐评人张晓舟的说法，国内绝少有像林生祥这样的音乐人。直到周云蓬唱出《买房子》，唱出《Something in the way》（他戏称那是Nirvana为北京奥运写的歌），人们才惊觉内地风起云涌的民谣热潮，在面对社会现实时是多么苍白。
　　　　10年间，林生祥凭借4张客语专辑，4度成为台湾金曲奖得主（最后一次拒领），而土地和农民一直是他创作中关怀不变的主题。林生祥说，他从小生长在有山有河的高雄美浓镇，父母都务农。印象中的童年是在水稻田、香蕉园和柠檬树间度过的。他用手比了一下屋檐的高度，“我们家割下来的香蕉，一堆一堆，叠的像人那么高。”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像风吹过稻田，闪着稻子下水的清光。
　　　　林生祥离开都市，返回美浓乡下生活，已经10年了。时光像流星一样穿过村庄，漾起生活的涟漪。对于林生祥，这短暂的10年，恍如一瞬，仅仅来得及用歌声许个愿。
　　　　
　　　　
　　　　用山歌拦截一座水库
　　　　
　　　　客运巴士通过旗楠公路后转个弯，就驶上了县道184。这是秋天的时节，菅仔结花，圳水静流，蒙蒙的晨雾浸润着美浓一畦又一畦的烟苗地。林生祥提着行李，走下巴士，母亲早已在站前等候了。像这样地接送他进出车站，从高中起已经辗转十几年。
　　　　回家的事林生祥没有跟家里人说清楚，也无法说得清楚；他只是向母亲说回来创作反水库音乐，其它的没有多说，而母亲也没有多问：她认定儿子不久就会返回城市，如同以往。但只有林生祥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回家了。
　　　　1991年，台湾政府决定斥资1100亿新台币在美浓修建坝高147米，距离最近村庄只有1.5公里的大水库，遭到美浓乡民的集体反对。此后十年，美浓百姓持续与政府斗争，直至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水库议案被取消。
　　　　1998年回到故乡的林生祥，随即加入了“美浓爱乡协进会”（简称“爱乡会”），从事反水库运动的相关工作。那时正是反水库运动的低潮期，爱乡会总干事、4张专辑的词作者钟永丰后来回忆：“1997年反水库的情势急转直下……那时我开始想，如果运动要逆转时势，它一定来自文化。”
　　　　大学期间组建过乐队的林生祥，开始与钟永丰讨论音乐作为反抗美学，与社会运动连结的可能性。
　　　　他们忆起1993年4月16日。那一天，美浓的乡亲们第一次到台北“立法院”门前进行反水库情愿。一两百位乡亲大都是第一次来到台北，在车上还神采奕奕的他们，一下车都有些偃旗息鼓。台北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威严地在天上割出断然的线条，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大家都感到自己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等待着别人裁判自己的命运。乡亲们怯生生地，一个劲儿往后缩。眼看全副武装的警察已经做出了驱散的手势，钟永丰的妹妹钟秀梅突然勇敢地站了起来，大声唱起了山歌。一位乡亲看她这样，也站跟着站起来唱。歌声水波般荡漾开来，大家纷纷聚拢在一处，高唱山歌。当熟悉的乡音飞扬在立法院门前，乡亲们都来了劲头，他们举起抗议的条幅，面对上百名防暴警察，没有一个人再感到怯懦。
　　　　这段经历让钟永丰和林生祥知道了山歌的力量。钟永丰把自己创作的反水库运动的歌词交给林生祥谱曲，他们以“交工乐队”之名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所谓交工，是农忙时节各家交换劳动互相帮忙的互助形式。美浓乡亲们把这专辑的录制当作自己家的大事，本着“交工”精神，出钱出力，终于使《我等就来唱山歌：美浓反水库运动音乐纪实》在1999年4月16日发表（距乡亲们第一次请愿整整六年之后）。
　　　　林生祥说，他忘不了《我等就来唱山歌》第一次公开演唱给乡亲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何等强烈。当他唱到“乌云食月一拢又一拢”，台下就有人气愤地说：“对啊，这个政府骗我们一次又一次啊！”唱到“你这不是傻狗想吃羊睾丸吗？”整场就“哈——”大笑一声。唱到最后一句“水库若可以做，屎也就可以食”，台底下响起了一片欢呼。
　　　　《我等就来唱山歌》共9首作品，从各个角度纪录了美浓反水库运动，堪称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张社会运动专辑。开场的《下淡水河写着我们的族谱》一曲，便开宗明义地铺陈了美浓客家人到此地安家立业的历史过程。随后的歌曲，则从不同视角来呈现反水库运动当中各种不同的诉求和情怀：《夜行巴士》描写一位老农前往“立法院”请愿时路上的心情，“台北市的高楼直挺挺撑着天，想我这一辈子就要快没效了，但是这次我不会再窝囊了，今天我要去跟他们讲，今天我一定要去跟他们讲……”《我等就来唱山歌》直接纪录1993年“立法院”请愿现场，“乡亲，大马路走端正，镇暴警察这么多，不用怕！就当作自家子弟。立法院这么尴尬，没关系！就当作自家的三合院。”《山歌唱来解心烦》用来鼓舞士气，“众口一声反水库，衙门再凶照样干。”其后的《水库係筑得屎嘛食得!》则来自反水库运动的口号，“水库若可以做，屎也就可以食！”
　　　　反水库运动在2000年大获全胜，而《我等就来唱山歌》也获得了当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制作人奖。面对胜利和荣誉，“交工乐队”却显得异常平静，他们回到坐落在美浓田间的录音室，默默地擦拭乐器，用吉他的和弦抵挡外界的喧嚣。钟永丰说，反水库运动的胜利只是让他们明白，那股急切想要伸进来盖水库地力量，其实十几年来一直不曾消失。它和摧毁农业的力量来源、性质同一，同样大到令人窒息。
　　　　
　　　　
　　　　反WTO的夜行军
　　　　
　　　　1950年代，国民党政府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让平均六、七成的租率大幅下降，解放小农的生产力，造就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自耕农队伍。之后十几年间，台湾农村浮现过昙花般的荣景。钟永丰说，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严肃的祖父翻滚在客厅新铺的水泥地上，咧开空洞的嘴巴，叹说好凉好平啊！以他早年的困紧，那该是天堂的地板了。
　　　　但到了1960年代，农业进入黄昏。“出口替代政策”的旗舰计划——加工出口区与石化工业区落脚高雄市。台湾南部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大量涌向高雄。1970年始，农业收入占农家总收入掉至五成以下。林生祥和钟永丰的父辈成为千百年农业家族历史中最后一代务农者。进入1980年代，资本炒作令都市性格变得阴晴难辨。接下来，股市崩盘、房价飞涨，怀揣梦想进城的农村青年梦碎一地。他们大批地失业、返乡，依赖都市汇款以弥补不足的农村经济更显穷迫。深有社会运动才能的钟永丰说，正是这股摆荡于都市与周围农业地区之间的失落、不安与不满情绪，在1998年之后扩大集结，民进党趁势夺下南台湾各县市的执政权，并两次送陈水扁入主总统府。
　　　　是这段历史，构成了“交工乐队”第二张专辑《菊花夜行军》的大背景。而专辑歌唱的主人公阿成（确有其人），则是1970年代进城，1990 年代返乡的美浓青年。当时，WTO的杠杆，正在撬动以种烟为生的美浓乡亲的经济基础，很多人都如阿成一样，转而投身菊花种植产业。为了使菊花日夜不停地长高长壮，田里的日光灯夜里也会打亮。面对满田菊花，阿成每每幻想自己是总司令，正在进行夜行军前的晚点名。但只有他这样的菊农知道，市场之路无比艰辛，稍有运筹失准，就会全军覆没、血本无归。
　　　　WTO让东南亚成为台湾资本的最大外移地。林生祥开玩笑说，几年下来，生产没开动，倒在侨社布了人脉。1991年始，台湾与东南亚间的国际婚姻趋势强增，人到中年还是孤单一身的阿成也经人指点，随团赴南洋相亲。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家旅店，他与阿芬互选了对方。作为华工后裔，阿芬的家族在百余年里遭遇过各种政经动荡，全球化是最近的一次；但对于全球化，阿成阿芬却感情复杂：它既是我们的敌人又是我们的媒人啊！
　　　　“把你的故事写成歌好不好？”有一次林生祥问阿成。阿成说，他的故事社会不会在乎，不如写些不骂政府的歌，销到大陆。后来林生祥把专辑中《风神一二五》的初稿唱给阿成听，阿成听完沉默不语，深深闭眼，然后郁闷尽出地大喊一声：“干！”
　　　　在阿成的一声“干”中，《菊花夜行军》响亮出炉，并再次俘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此后，交工乐队开始了台湾和欧洲的巡演。评论界惊叹：台湾做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部份，终于建立了音乐表现的主体性。而这在文化主体意识与内在自信，非要透过西方舞台不能确认的中国，真是太难得了。
　　　　
　　　　
　　　　黄昏背景下的劳工兄弟
　　　　
　　　　在外界看来，交工乐队风头正劲，但林生祥们却心里清楚，裂痕正在乐队中蔓延。这种因对音乐的理解不同而出现的裂痕，在任何乐队中都是常见的。它最初是促进乐队风格多样化的基因，但当乐队走向成熟，它则往往不再安于母体。
　　　　2003年，乐队的合集录制未竞，贝司手钟成达和鼓手陈冠宇离队，“交工乐队”宣布解散。
　　　　钟永丰在《交工乐队解散书》中写道：“宿命也好，坚持也罢，面对无法避免的困顿，每个人都得挺起意志，寻找音乐生命的出路。”
　　　　在乐队刚解散的那段日子，林生祥开始大量聆听古典音乐，在静默中沉淀生命。钟永丰则步入政坛，辗转于台南各地。他们一年只能见面四五次，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延续着合作。钟永丰不时把歌词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林生祥。林生祥谱曲完成后，就打电话给钟永丰：“你想不想听音乐？”然后他就对着话筒轻声哼唱。
　　　　用了几个月时间，林生祥终于走出了交工乐队解散的阴影；而找寻新的音乐方向，他用了一两年甚至更长。2003年，他写出了新专辑的第一首歌《细妹，你看》——一首写给女朋友的情歌。林生祥说，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刻，是自然和爱情给了他勇气。白云、大山、石岗田、沙浦地，这是美浓的山风日色。坐在美浓河边，他和细妹在橙色的夕阳下宛如两株年轻的植物。后来，在新专辑的试听会上，为了表达感激和爱意，林生祥特意让朋友打电话给正在住院的女友，在电话里唱给她听。很少掉泪的女友，那次哭出了声。
　　　　2004年，专辑《临暗》发表。人们发现，这张专辑中除了有《细妹，你看》这样深情款款的情歌，同样接续了交工乐队的伟大传统：关注现实。
　　　　在某种程度上，《临暗》堪称《菊花夜行军》的姊妹篇，它唱的是阿成返乡之前在城市的遭遇：工作辛苦、下班无助、居住环境恶劣、性苦闷。而失业之后还有被逼成为黑社会的可能，“兄弟今夜我们是，我们是社会问题，若是逼得走投无路，说不定会搞一条头条新闻。”
　　　　故事接续道来，宛如影像，而作为压轴的《细妹，你看》则把城市的孤寂与农村的温情对比，更凸显出对乡土深切的依恋和追怀。
　　　　在音乐表现上，相较于交工时期特意经营的农村感，《临暗》的音乐配置上，加上了彭家熙的口琴、陆家骏的大提琴和钟玉凤的拨弦乐器，充满了孤独忧郁的城市蓝调气息。这张为都市劳工造像的专辑在2005年再得金曲奖三项大奖：最佳乐团、最佳作词人和最佳客语专辑。
　　　　获奖并没有令林生祥感到太多意外，只是当他站在领奖台上，回忆起曾经的交工时代，鼓手阿达听到得奖，手一抖，把资料散落一地的情景，不禁百感交集。
　　　　
　　　　
　　　　用音乐种树的男人
　　　　
　　　　林生祥说：“我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帮妈妈做家务。”
　　　　2006年，在这样的状态下，林生祥推出了新专辑《种树》。这是一张真正回归安静的专辑。在接受采访时，林生祥坦言，他现在觉得“安静才是真正的力量。”
　　　　现实是嘈杂喧嚣的，但真正感人的力量总是来自安静。林生祥回忆，1999年夏天，还在反水库的时候，和乡亲们一起去台北立法院请愿。那次请愿失败后，回到美浓，大家都觉得既愤怒，又沮丧。偏巧，第二天又赶上玛姬台风来袭，不少路树在风雨中倒下。经营早餐店的古先生不忍看到家乡的狼藉景象，便开始将倒下的路树重新扶起、栽种，将折腰的路树锯枝、重整。这次的扶树运动，从古先生的独自进行，到附近邻居的加入，最后变成一大群人的协力合作。
　　　　古先生开始了种树之旅，每天在早餐店的生意结束后，他就一个人骑着机车，载着树苗，在美浓各地寻找适合的地方，撒下希望的种子。九年来，他种下了四千棵树，种树、浇水、修枝，成了他每天的例行公事。他甚至还去上课、进修，只为了种下的树能够健康成长。
　　　　林生祥跑到古先生家里采访，两人很快成为了朋友。几天之后，一首名为《种树》的歌曲完成。林生祥把它唱给周围的朋友，听者无不动容。
　　　　“我是农民出身的歌手，总是想着用自己的音乐为农业做点事情。”专辑中的另一首《后生，好在有你》，就是写给台湾著名的“白米炸弹客”杨儒门的。杨儒门是台湾“家喻户晓”的人物。2003年到2004年间，他在台北无人的地方放置了17次爆裂物，并留下不要进口稻米，保护农民等内容的字条。当时他的举动震惊社会，被外界称为“白米炸弹客”。2004年杨儒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10个月。2007年6月，陈水扁颁发“总统特赦令”，他才得以出狱。
　　　　2007年6月16日，第18界台湾金曲奖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它为林生祥第四次带来荣誉：最佳客语专辑，最佳词作、最佳客语歌手。但在颁奖典礼上，林生祥婉拒受奖。他说，奖项应以音乐类型来分、不该以族群语言区分，否则客语歌曲势必更加边缘化。
　　　　接下来，他决定捐出二十五万元奖金给与农业有关的团体和个人，其中包括“白米炸弹客”杨儒门。
　　　　林生祥曾说，母亲在创作上给了他很大影响。当杨儒门自首时，母亲就告诉他，杨儒门是在为农家人出头。这话令林生祥至今记忆忧新。在颁奖礼上，林生祥说，杨儒门还有阿公要照顾，所以他决定捐出部分奖金，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有很多人在关心他、关心台湾农业。
　　　　
　　　　英国乐评人Paul Fisher在听完林生祥的音乐后，曾写下这样的评论：“我可以听见他声音中丰富的热情，他所唱的都是他坚定而清晰的信仰。”
　　　　是的，我发现，在林生祥那把用了十几年的吉他上，贴着四张贴纸，分别是“我等就来唱山歌”、“WTO滚出去”、“支持媒体公共化”和“滚动的农业，声援杨儒门”。
　　　　问他为什么关心这些，他很平静地说：“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部份而已，我们当儿子的人，看到爸爸妈妈有什么样的状况，自然都会想办法去帮忙吧。”
　　　　他坦言：“我并没有要用音乐去指向未来的路，我没那个资格，我只是把一些很认真、很努力在这边生活的人，把他们很美丽的故事，变成我的音乐。”
　　　　林生祥的意思我懂。或许就像他在歌曲《种树》里写的故事一样，台风过后，一个男人开始把倒塌的行道树种回土地，一边种树一边轻声吟唱：
　　　　
　　　　种给离乡的人/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归不得的心情
　　　　种给留乡的人/种给落难的童年/种给出不去的心情
　　　　种给虫儿逃命/种给鸟儿歇夜/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
　　　　种给河流乘凉/种给雨水歇脚/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此刻，在南岭乳阳剧场，林生祥弹拨着吉他，演唱这首《种树》。真的，乐声好像美浓的河水缓缓流淌在南岭山间。“你们喜欢这首歌吗？”一曲结束后林生祥问大家。我发现，说话时，林生祥开心地露出了笑容，孩子似的笑容。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07517/

林生祥
    37岁，住在台湾南部高雄市的客家小镇美浓，信奉土地公，职业是做音乐，兼职在母亲的养猪场帮忙。去年当友人打电话告诉他第四次获得台湾金曲奖提名时，他正在喂猪。颁奖典礼上，林生祥把最佳客语专辑和最佳客语歌手两个奖杯都丢在台上，令金曲奖创立18年来第一次遭拒领，他的理由是不赞同按族群语言来给音乐分类。

种 树
种给离乡的人
种给太宽的路面
种给归不得的心情

种给留乡的人
种给落难的童年
种给出不去的心情

种给虫儿逃命
种给鸟儿歇夜
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

种给河流乘凉
种给雨水歇脚
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4月20日，谷雨，“雨生百谷”。林生祥和友人结束10天的大陆之行回台湾了，他们种的树将在南岭山腰生根成长。
    10天里他们做了4场说唱会，每一场结束之后听众都能哼上几句林生祥的歌，或是欢快的《莳禾歌》，或是深沉的《种树》，或是天马行空的《菊花夜行军》，虽然客语的歌词不容易唱准。
    林生祥每唱一首歌之前会先介绍一下歌曲背后的故事：他的演出总是边说边唱，在欧洲演出的时候，他就用并不灵光的英语说。他的每一首歌都是让听众与土地、与土地上的人对话的载体：不怕被人笑为“秀逗”而坚持种有机米的人，默默种树的人，去城市打工而加入黑社会的人……
    在南岭、广州和北京演唱时，听众里不乏专程从外地赶来听他的歌的人。这些人大多是从“交工”乐队开始认识林生祥。
    林生祥的容貌和10年前刚加入“反水库运动”时并没有多大变化，他把这归功于从小洗柠檬澡长大：他家种的柠檬似乎多到摘不完，他小时候跟着妈妈摘柠檬累到大哭。可是他的眼神和歌声都从容许多，抿嘴而笑的时候，也少了些腼腆，多了些淡定。这就不得不归功于这10年的起伏。
    对于今天的林生祥，无论社会运动还是音乐，都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是他随身携带的乒乓球拍，是滔滔不绝的养猪经验。“交工”乐队解散后他推出的《临暗》专辑依旧是农村主题，但定位“生活配乐”。从那时开始，农村之于他已不仅是捍卫的对象，更是生活的土壤。
    林生祥每次回家乡的时候，都喜欢坐在车上靠左边窗的位子，看美浓山脉顺着县道184迎接他。
    他大二时写出了第一首客语歌曲，唱的是大学时代想家的心情，以及他妈妈在美浓养猪、下田、割竹笋的生活。这歌的第一个听众是他妈妈。当时妈妈在厨房里煮菜，他用叔叔给的一把很破的古典吉他伴奏唱给她听，唱完之后他问妈妈“好不好听”，妈妈捧着菜出来，说：“难听死了！我每天下田都累死了，我就最不喜欢下田，你还把它唱出来。”
    这场景有点类似10年后，有一个抵死不买《菊花夜行军》的乡亲，有一天他的妻子终于说出真正的原因：他不敢买啦，因为他听了从第一首哭到最后一首。原来歌曲唱痛了他少小离家一事无成老大回的内心历程。
    但是十年间，林生祥的音乐改变了很多。他顺手打了一个比方：“我妈是养猪的，她们必须要有公猪帮自己养的猪配种，猪的品种才一直在不断改良。我从唱山歌开始一路过来，大部分工作围绕在杂交配种上面。”
    他的唱腔总带着他小时候爱听的客家葬礼上哭丧的声音。而被他拿来配种的，包括西方摇滚、客家八音、恒春民谣、歌仔戏、布袋戏、黄河流域的民歌、日本的三弦和shuffle节奏，等等。他甚至还试过拆解古典音乐的奥妙，不过没成功。
    杂交的过程中离不开钟永丰和反水库运动的影响。林生祥至今记得他刚从外地返乡时，跟着钟永丰做小跟班的日子：早上跟政治人物游说，中午约环保同志开会，晚上拜访乡亲——一个立体的世界向他展开，奠定了他至今未变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
    林生祥与致力推介世界音乐的钟适芳成为朋友，并成为钟适芳的“大大树”公司的签约音乐人。这家只有四个固定员工的小公司，从1998年介入美浓反水库运动开始，已经变得越来越像美浓众多社团中的一个。在“大大树”的荫庇下，林生祥可以以音乐为业，虽然收入不多，却也衣食无忧。
    2003年“交工”乐队的解散，让林生祥的曲风从加法骤变为减法。他从大舞台突然跌到无所事事，也再找不到合适的乐手承担锣鼓、唢呐、胡琴等乐器演奏。
    林生祥过了一年半情绪低落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细妹，你看》，他知道他终于翻过“交工”这一页了。“细妹，你看哪/那唱歌的河流/弯腰抱着水边的沙浦地/像你疼我。”他试着把音阶降下来，喉咙放松，安静地歌唱，唱外出打工者忙碌一天之后的无力，唱思乡的黄昏。
    他组建了“瓦窑坑3”乐队，他和钟永丰继续负责曲词，被誉为“口琴之神”的彭家熙负责口琴，日本TCA音乐学院贝斯讲师陆家骏负责无琴格贝斯和大提琴，佛光大学的讲师钟玉凤负责三弦、月琴、胡琴，让这张专辑呈现出与之前热闹的武场音乐截然不同的氛围。这个为一张专辑而组建的乐团，像“交工”一样，打败“五月天”，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奖。
    《临暗》专辑出版后，林生祥与“瓦窑坑3”参加了德国最大的民谣音乐节“TFF世界音乐节”，成为第一个受邀参加这个音乐节的台湾乐团。举办地鲁道城（Rudolstadt）在原东西德交界处，两德统一之后，东德的农村、中小型城市的人口大量流动到西德，上万听者在《临暗》里找到了自己的故事。林生祥唱了三场，场场爆满，每场带的CD都是一唱完就卖完。
    2005年，经过钟适芳介绍，林生祥开始跟着日本乐手平安隆学习三弦，跟着大竹研学习吉他，在会跳舞的日本音乐里学习节奏感。在他2006年推出的第四张专辑《种树》里，林生祥的吉他进步很多。
    《种树》比《临暗》更加回归生活，并且在生活里找到了自己舒坦的生存方式。“我是对生命很悲观的人，但是也有乐观的时候。‘反水库运动’是三个年轻人搞出来的，后来变成全台湾的议题。默默种树的人已在美浓种下上千棵树，坚持种有机米的人今年终于开始收支持平。”在这些人身上，林生祥重新汲取到力量。
    去年，林生祥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和最佳客语歌手两个奖杯都留在了颁奖礼的台上，令金曲奖创立18年来第一次遭拒领。这是林生祥第四次获得由台湾新闻局主办的岛内最大规模的金曲奖，他的第一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获金曲奖最佳作曲人、最佳制作人奖，第二张《菊花夜行军》、第三张《临暗》让他的乐团两次打败“五月天”获最佳乐团奖。陈述为什么拒领的理由时，他说他不赞同按族群语言来给音乐分类，批评政府的族群分裂行为，并宣布把25万台币奖金分给与他的专辑《种树》相关的四个组织：美浓自发性种树团队、美浓社区报《月光山》、讨论有机农业的《青芽儿》杂志和为农民发声而坐牢的“白米炸弹客”杨儒门（2003至2004年间，杨儒门为要求政府重视WTO开放稻米进口后农民的生计问题，在米袋中装上炸弹，在台北无人地区引爆17次，后向警方自首入狱）。
    当摄像机按惯例给他的“粉丝”们一个镜头时，出现在观众眼前的不是“林生祥我爱你”，而是三条黄底红字显眼的横幅：“支持台湾农村”、“支持台湾农民”、“支持台湾农业”。
    第二天，台湾报纸的娱乐版第一次开出一个小窗口解释谁是“白米炸弹客”，同时林生祥收到了一沓恐吓信，质问他为何帮助一个“暴徒”。第三天，陈水扁宣布特赦杨儒门。
    林生祥这次带到大陆来的除了他的歌，还有美浓一所小学的代课老师拍的一个短片，记录学校的孩子亲自耕种、收割有机稻米，并将稻米做成各种食物的经历，配着孩子们的笑脸响起就是《种树》的歌。
    “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都尽本分，把基础的东西做好。养虾的把虾养干净，养猪的养出卫生的猪肉，种稻米的种无毒害的米，做官的把官做好，我做音乐的把音乐做好。”林生祥正在创作的新专辑，讲述的依然是那片土地的故事。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ulture/whtt/200804/t20080423_43580.shtml

“音乐和社会其实有很深的关系，只是大部分流行音乐故意把这个东西弄模糊或者弄不见了。”
    “在整个社会运动里面，情绪变化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看到你的伙伴在得意的时候，其实就要提醒他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已经在酝酿，这可能违反人性，但是作为一个运动的人物就必须这样看，要不然整个运动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情绪的失误就会不见了。”

临 暗
傍晚，收工
一个人走，在都市
我眼珠吊垂头颅虚胀
好像自己已经
魂飞魄散

三不时我失神走志
浪浪荡荡穿弄过巷
真想听一声
母亲唤孩子洗澡
真想闻一下
厨房里煎鱼炒菜的味道

傍晚，想起
阿公讲的家族史
我们这房历代犁耙碌碡
今我都市打拼
要学开基祖

夜暗，一个人
行中山路
转中山路
上万盏灯照不亮
脚下的路
人来人去算不尽
无人可问
吃饱了没


    林生祥曾说：“永丰，你该是我爸。”话里的真情多过玩笑。
    与林生祥的瘦削斯文不同，钟永丰虽然也戴着眼镜，但更显粗壮，更像一个农民。读他的文字，却细腻深沉，像诗人。听他讲话，则条理清楚，富于思辨，像学者。其实三者他都是。
    钟永丰长林生祥7岁，说起林生祥，也是长辈的口吻：“后来碰到一个家乡出来的年轻人，也不知道他的音乐承受度、思想进步性竟那么好。他一出现，很快把我的想法用音乐表达出来了。”
    他说的是1997年美浓反水库运动形势危急的时候，他想用美学方法来挽救，结果遇到了林生祥。从那时开始，几乎林生祥所有的歌词，都是钟永丰写成。两人的合作一直是钟永丰先写词，林生祥再谱曲，一起担任“农工的麦克风”。每当有人问林生祥对社会运动的看法时，他总会说：“永丰才是社运的天才，能把所有资源统和起来，知道该用哪个人负责什么，我是他在音乐方面用的一个人。”
    这一次的林生祥大陆演出，钟永丰没有出现。因为根据两岸的相关规定，台湾地区第九职等以上的公务员来大陆，需要经过特别审批程序。现任嘉义县文化局局长的钟永丰，算第十二职等，赶不及在演出前办完手续。“大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的革命思想文化造就了今天的我，我当然想来大陆看看。”他在电话那头告诉记者。

“不去爬那个梯子了”
    钟永丰的简历里几岁学会插秧囤肥、几岁学会拉车与他上大学、留美获得社会学硕士、组织社运、当文化局长并列。他从小就爱跟父亲下田，1964年出生的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严肃的祖父翻滚在新铺的客厅水泥地上，咧开牙齿剩一成的嘴巴，叹说好凉好平的快活景象”。195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让平均六七成的租率大幅下降，解放小农的生产力，造就了台湾农村十几年的荣景。钟永丰的童年正赶上这繁荣的末梢。
    但喜悦很快被偷走——“肥料换谷”、田赋、水租、“低粮价”等政策大量挤出农民的劳动成果，蒋经国提出“以农业支持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南部农村的大量青壮劳动力快速涌入高雄市。离别从此占据了钟永丰少年记忆的很大部分。
    到了读高中时候，钟永丰发现连下田的乐趣也即将被夺走。政府推行土地重划，以方便机械灌溉、耕种，原来的小河变成了人工构造，河边的树木被砍掉了，农地上行走的不再是农人，而是机械“怪兽”。他和几个同龄的伙伴想留下来种田，可是都被长辈推向都市。
    当时钟永丰就跑去找土地重划负责人理论：“按道理，机械化之后成本应该降低，农民收益应该增多。但因为快速机械化，农民需要购买大量机械，要大笔投入，同时农产品价格又被政府压抑，留下来的农民生活更惨。”
    去都市里读大学，钟永丰又发现“农民牺牲，工人也没有得利”。矛盾的心情被压抑在钟永丰心中，翻腾着想找一个出路。他知道他不会按照自己学的专业去做一个土木工程师。
    大学即将毕业时，钟永丰的父亲过世了，死因是在撒农药的过程中自我防护不够而中毒。这样的死亡原因在农村里并不罕见。“上一辈付出那么大的苦心，让你离开，去往上爬，结果是让这个地方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1990年时，我决定，不去爬那个梯子了，我要倒着走。”
    正好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一个研究员要在南部调研，需要懂客家话的研究助理，工资不多，合同也才一年，但是在客家乡村，这是一个体面的身份。钟永丰得了这个身份，回家了。
    钟永丰跟随研究员做的关于台南农业的田野调查，出了一份学术报告，帮助了高雄县美浓镇地方志的编写，但是都不及一份“副产品”流传的广，就是钟永丰后来为林生祥写的那些歌词。
    后来合同到期，钟永丰找了个中学代课老师的工作，业余仍然与他的妹妹、朋友一起继续着类似的访谈调研，走访台南高雄、屏东等县的各乡镇。他喜欢听各式各样的讲话，喜欢了解不同身份、不同年纪的人面对某一社会情势的时候，各自会有怎样的思考方式，会用怎样的语言和表达节奏。
    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钟永丰形成了他的辩证的“社会主义见解”：“台湾还有和台湾类似的资本主义的区域里面，如果没有和资本主义相对的主张的话，会是一种灾难性的状况。我的经历里，如果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完全以城市为主的话，农村会倒霉，如果完全以工业为主的话，农业会倒霉，如果完全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话，那大部分的人会倒霉。”
    1999年，35岁的他作为社运分子被吸纳入政府，出任高雄县政府机要秘书，也算遂了长辈的心愿，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他又相继担任过高雄县水利局局长、“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任秘书和台南县政府新闻室主任及机要秘书。
    同事问他：“你怎么还能写出那么些东西？”他答：“解闷。”记者问他：“同事不会说你不务正业吗？”他答：“我把正业也做好了。”作为文化局局长，他上任就接到做跨年晚会的任务。“这种东西对穷地方是瞎快活，一下子把一年的经费在一个晚上就烧掉七八成。”钟永丰说服长官和相关部门，把经费分散到各个社区去做延续性比较强的工作。这项改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两个年头。

“我很可能就快江郎才尽了”
    两人合作的第二第三张专辑都不像《我等就来唱山歌》那样具有时效性，而是在反刍他们的经历。《菊花夜行军》以外出打工的青年阿成返乡后的场景为线索，是1990年代开始陆续返乡的一代年轻人的心路：1990年底破灭的泡沫经济卷走了阿成的积蓄和信念，从制造业换到大卖场，到失业返乡。家人失望，邻里不解，WTO又为农业经济投下阴影。38岁的阿成打算最后一搏——种菊花。菊花要茎长才好卖，阿成就在晚上用灯照着菊花，让它一直长下去但是又不开花。看着盏盏灯光下的菊花田，阿成幻想自己是个司令官，日操夜练。只是市场之路层层盘剥，总司令一个失算，全军覆没。血本无归的阿成婚姻又成难题，乡邻间娶亲不得，只好下南洋迎娶外籍新娘。外籍新娘语言不通，还有一首专门为她们创作的《识字班之歌》——当时林生祥的女朋友正在组织识字班。
    《临暗》则更往前追溯，唱的是阿成没返乡之前，在城市里的坎坷遭遇：工作辛苦、下班无助、居住环境恶劣，家庭也不安宁，“阿公他是硬颈的国民党/阿爸偏偏是死忠的民进党”。还有性苦闷，“想追个小姐/但是凭什么/不如店里租片/便宜又方便/三更半夜/日本美国/怎会如此漂亮/所想所愿/愈来愈贱”。而失业之后还有被逼成为黑社会的可能，“兄弟今夜我们是/我们是社会问题/若是逼得走投无路/说不定会搞一条头条新闻”。
    “因为我从1999年之后就进了官场，跟社会的互动其实是和早期在运动圈中很不一样，即便我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访谈，但是对于现实感的掌握其实还是不如在运动场里面那样深刻，我很可能就快江郎才尽了。可是生祥的整个创作可能性还在往上成长，他的音乐还要继续往前走。”
    在运动告一段落后，钟永丰仍坚持用客语写歌，没太复杂的原因，只是因为顺手，“闽南语写的没有那么好”。他不写他没有经历或者没有感受的故事，也越来越不指望用音乐去改变什么：“《临暗》以后我的野心、企图没有那么大了，只要让村里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听得高兴就行了。我们唱过野心很大的东西，很重要，但不能一辈子这样生活。一辈子的话，需要一般调性，甚至更低调性的东西。”
    标题曲《种树》他只花了几十分钟就写出来，被他视为梳理自己灵魂的作品：“种树是解决不了农村的寂寞或者其他问题的，但是我们会用种树的行动来持续跟自己的生命状态对话。”
    去年，当台湾金曲奖把“最佳作词人”颁给钟永丰时，他人在捷克出差，便请种有机米的农民曾启尚代他领奖，这又是一次小小的运动设计，这一次他直接把麦克风交给了农民自己。
    对于钟永丰来说，社运就是他的生命状态。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ulture/whtt/200804/t20080423_435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