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世纪前半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探析》（薛朝广）第二章《传教士的日常生活》。
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指出:“传教士，他不得不学习某种陌生的语言，……学习它不仅是为了处理日常事务，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教和翻译圣经。”这一论述与来华传教士的情况十分吻合。……在1910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学习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的一所可以追溯到1887年。但到民国初期，已开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归纳”法和分组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陈之家”，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有20个不同传教团体的将近150名学生在金陵大学传教土训练班学习。自1912年以来，那里开设为期一年的住读课程，由51名中国教师任教。至于第二年的课程，大部分学生在以后几年采用函授的方式继续学习。在北京，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在1913年正式组成，1920年隶属于燕京大学，1921年招收147名学生，所设课程与南京的相似。其他的学校有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校(是华西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的英语学校和广州的协和语言学校。
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初次来华时候，由于不懂汉语生活十分困顿，就连外国人也瞧不起他。他在给家写信的时候提道：“天气这样冷，又受各种刺激，起头我几乎不知我究竟作什么事、说什么话。离家这么远，住在战区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不懂我的话。到这里我才完全明白这种经验之苦。”在意识到语言的障碍之后，他请一个中国老先生教他中文。这也是内地会首先在中国创建语言培训学校的原因之一。内地会传教士初到中国，先进入语言学校学习语言，他们都有两本学习用品：汉英字典初级读本，汉语《新圣约书》。在语言学校里面，新生差不多来自世界各地。在学校里，他们每人都有单间，供住宿之用，一间大房子作为教室。有意思的是，在见到中国老先生之前，他们反复演练如何行鞠躬礼。老先生教他们学习中文、练发音、练语调。他们的学习是紧张的，“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熄灯。学习时间整整六小时。每星期还有两次学习中国毛笔字的课。”从薄复礼给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点“学习是个苦差事，常使我头痛……我每天都要出席祈祷仪式……因为太累我常睡过头。教会的头儿每天都起得很早，天尚未亮，中国人还没起床，他便正襟危坐，伴着烛光，—边阅读，一边祈祷。”同时，他们还要受到外面闹市吆喝声隔壁尼姑庵里面木鱼敲击声的干扰。经过刻苦的学习他们从语言学校出来后，基本上能与中国民众交流，可以从事语言和文字布道工作。
为了扩大传教范围，各教会要求传教士深入到中国各个角落。中国面积广大、民族众多、方言各异，这要求传教士不仅能掌握官话还能讲各地方言。早在19世纪中后期南浸礼会传教士宴玛太来上海时就注意学习上海方言。据他回忆：“我学的第一句上海话是‘迭个叫啥？’就这样……学了一句上海话，开始了我们在上海的生活。”为了学习上海话，他天天跑茶肆一面喝茶一面听上海人讲话，不久就学会了上海方言。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注意到了学习方言的重要性。在携新婚妻子初次来华时，他被公理会安排在天津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实习传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认为：必须深入中国的广大腹地去，开辟新的传教区，要住在中国人中间，说不同的土话，哪处都去，凡事都问，经常不断地与中国各界人士相混——上至衙门官员，下至街头乞丐、苦力都可以接触。所以他和妻子身体力行深入周围的农村传教，学习当地的方言，开辟教区。文幼章、司徒雷登等人同样能说一口流利的地方方言。传教士文幼章在中国四川出生，从小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说一口四川话。著名传教士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的杭州，他的童年是在杭州度过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他们“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方言”。
许多新教传教士还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如果深入到他们中间布道，传教士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亨特就是在少数民族中间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之一。据史料记载他不仅能用汉语宣传教义，并且掌握了基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蒙古语。来华之初他先到内地会在安徽安庆创办的传教士语言培训学校学习了两年的汉语，又于1906年12月到喀什噶尔学习维语。在喀什噶尔的两个多月里，他每天上午在一位维吾尔毛拉的帮助下学习维语，晚上由一位瑞典传教士进行进一步的指导，逐渐掌握了维吾尔语。1911年，他再一次到喀什学习维吾尔语。“耶稣会牧师胡进洁(亨特)能用汉语宣传教义，并兼通维、哈、蒙语文。”在西南彝族部分地区传教的传教士柏格理、郭秀峰和张尔昌夫妇等人，他们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努力在当地传播福音，并逐步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可。
名字是他们学习语言及文化的一个表现方式，许多传教士都有一个中文名字。如果仅从名字上很难认定他们就是外国人。比如清末著名传教士杨格菲、林乐知、李佳白等其名高雅其意更幽远颇有古风。如内地会在甘肃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吕成章夫妇、孙守诚、英国传教士艾自新等人都取了极具中国化的名字。再如薄复礼他的第一个中文名字是薄沙特，是在语言学校的中国老先生给取的。但精通汉语的他认为：所谓“薄”，中文字典的意思是“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后来，我自己改为薄复礼，意思是不自私自利，以克己复礼为荣。林乐知的第一个中国名字叫林约翰，后取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之意，更名林乐知，字荣章，有时常自称“美国进士”。仅从其选姓和取名的角度看，不可谓其不精通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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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华的许多新教差会中，内地会明确要求他们的传教士衣食与中国人民相同，“这个差会要求其传教士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生活、起居、衣着尽量地中国化。”其他差会尽管没有做出明确的要求，但是其传教士来华之后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布道他们也在各个方面尽量的中国化了。李佳白在中国传教时主张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所以，他在山东传教时，穿中国服装，戴假辫子，“一如华人仪式，行中国礼节”，并用孔子经典附会基督教义进行传教。内地会传教士柯蒂斯夫妇在江津已住了l7年，“中国人同他们夫妇关系密切，甚至当成自己人”，并发展了50名信徒。他们刻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更好的融入了中国民众当中，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发表于 2010-9-17 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