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闽方言罗马字的出版与教会扫盲运动之研究

赵广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04级博士研究生）

由于清政府的教禁，西方传教士最初徘徊于南洋诸岛、澳门和广东之间，他们首先学习的语言是当地华侨移民的粤语、客家话、官话（北方和南方官话）和闽语，此时他们所接触的是客属闽语。随着传教士的相继入闽，他们与闽地方语言在闽语本土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历史的契机赋予福建一种改良的地方腔罗马字母字的出现，为“海边邹鲁”、文邦之地的八闽增添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和内涵。除了文化交流上的意义之外，福建教会将罗字运用在对文盲信徒的神学启蒙、对文盲向教者的诱掖等事业上，文字布道作用很见成效，但是其罗马字出版和扫盲所体现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则不尽如人意。作为近代一种另类的文化运动，教会罗马字出版和扫盲虽限于教会范围，但是对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意义仍旧是存在的。

一、    扫盲文本的支持:

闽方言罗马字母字的创制、出版及教会书局

福建方言罗马字母字的创制是在差会、中国地方教会对文字传教作用的影响下产生的，其对文字布道重要性的理解有着普遍性的共识：“大凡一种宗教思想要使它深入人心，第一需要传达的工具，第二要这个工具能和文化背景发生化合的作用，然后才能得到人们的欢迎与信仰。所传达的工具就是文字，因为它能流传久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谓与文化背景发生化合作用的工具就是这个文字须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一种宗教的思想调和出来的结晶。各种宗教都有这样的需要，基督教也不能例外”(1)。在此观念支配下，赴闽南的西方传教士对文字传教充满了信心：“非闽侨又何由习语言、学文字，作入闽布道之先机哉，迨海禁一驰（弛），教士由南洋直入华疆，语言文字便可播道于闽南矣，闽中语言复杂，唯闽南语言一致，亦布道一大助力”(2)。在闽北，美以美会对在中国进行文字布道则更乐观：“她（中国）有一种通俗语言易学，不象平常一般人所猜想的那么难。现已有多种基督教书籍是中国字，没什么国度受文字影响改革得有中国那么快”(3)，这种乐观态度缺乏实地考察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异。入埠后的美以美会传教士以务实的态度注意到用福州方言文字刊行圣经的必需。差会文字布道的观念是福建各地方方言文字包括方言罗马拼音字母字创设和广泛应用的理念支持。

入闽传教士在这种文字工作理念的支配下对地方方言的学习和研究有时达到痴迷的程度。厦门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甘为霖牧师与归正教(Dutch Reformed Church)罗帝牧师（Elihu Doty）共同编制罗马字，拼音切字，为妇孺失学之人识字读书的捷径，流传于闽南、台湾、南洋各埠。罗帝编有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即《翻译英华厦腔语汇》)，该书是较早的厦门土白拼音系统的参考工具书，是传教士学习闽南方言必备的词语手册，甘为霖也著有《厦门音新字典》等。福州土白拼音系统较早的整理见于怀德（Moses Clark White）撰写的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at Fuh Chau(即《福州口语字典》)。兴化土白罗马字的创设者是美以美会的蒲鲁士（Brewster,W.N.,D.D.），在本地传教人员李长水的帮助下将福州罗马字音平话化，创立了兴化音罗马字。传教士在建阳开始传教之始就注意将本地音罗马字化，腓力（H.T.Phillips）依据官话译本和建宁译本的圣经用建阳方言罗马字翻译《马可福音》。邵武土白罗马字则有AIphabet of Romanized Shauwu(即《邵武罗马字母表》)以及Shauu  k＇iong(即《邵武腔》)等工具书，并由J.E.Walker在翻译《使徒行传》时加以应用。客家话罗马字主要流行于赣南、粤西北和闽西汀州地方。客家话罗马字系统并不甚统一，而Lepsius系统的斜体罗马字是比较常用的。福建各方言罗马字母字的创设时间大致为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五十年里，该时期是罗马拼音字母字的编创和圣经报刊翻译中初步运用时期。二十世纪上半叶罗马字开始大力向广大未识字信徒传授，其传播主要是在“男妇老小”(4)等文盲群体中，也是教会各类罗字扫盲的最主要的时期。

教会出版的方言罗马字圣经、报刊等是教会扫盲的主要教材之一，是教会系统主日学校、妇女学习班主要的识字课本。教会方言罗字圣经译本大致有闽南（包括漳州腔和厦门腔）、福州、兴化、建阳、邵武、连江、建瓯等方言群，汕头、潮州、海南等周遍闽方言群也有罗字圣经的出版。罗字的闽语圣经种数（不计算福建客家话和赣语版本在福建的发行种类）大致有120余种(5)。各种方言版本中闽语罗字圣经种类数超出了闽语地方腔汉字本，两者合计所占全国方言圣经版本的39.4%(6)。早期厦门传教士所翻译的圣经单篇和全本圣经多为罗马字译本，其中《约翰福音》罗马字本是中国最早的方言罗马字译本。从“唯一的一本完整的罗马字版圣经”(7)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马字厦门土白方言《圣经》才被完整地出齐。厦门方言罗马字版本《圣经》单本和全本有38种之多(8)。第一本福州方言罗马字圣经是LI.LToyd翻译的《约翰福音》，所用拼音系统是旧式的，以后又有多种以注音符号拼写的圣经单篇出版，如在1907年—1921年间有《马可》、《路加》、《使徒行传》等版本，《新约》节选本1866年、1869年和1878年重版。旧约的福州话本第一次出版是在1884年，1891年全本圣经的福州话本第一次出现，此后重版数次。

福建教会还出版有兴化平话、建阳土白、邵武土白等方言罗字圣经。这些方言圣经一般没有汉字书名，多是罗字和注音符号本，摄音于日常，简单易学，容易被文盲接受，是教会各类临时识字学校里的识字教材，大多教会要求信徒必需能够独立阅读罗字圣经，所以罗字方言圣经的发行和编印就直接参与到教会所组织的各种识字运动，为近代福建社会的扫盲事业做了些许贡献。

近代福建教会所发行的刊物中有一部分是各地方腔罗马字，对初识字信徒来讲这种文体是信仰基督的工具。1937年教会统计全国540种比较有影响的教会刊物中有8种以方言出版，其中厦门闽南方言2种，福州方言1种。另外影响较小的地方腔罗马字刊物有8种，以厦门腔、福州腔和兴化腔罗马字为主，福州话罗马字刊物有3种，单就1907年一年间就有两种福州话罗马拼音字刊物的出现(9)。作为全国儿童杂志鼻祖的《小孩月报》是教会第一次采用福州话罗字的杂志(10)。福州腔刊物还有《榕腔日报》、《榕城报》等，闽南腔有《漳泉公会报》、《闽南圣会报》等，兴化腔有《奋兴报》。

地方腔罗字刊物受地方方言的限制，采取地方发行意识，这决定其发行范围的重点集中于地方教会各机构和基层教会，对外发行只是点缀，不占发行比重的大部分。地方腔罗字刊物彻底本位于地方，服务的重点是方言地方教会，开拓意识不强，但对地方妇孺影响深远。对地方教会影响深度和影响层面上都很大，是差、教会加固信仰的策宜之选。但是民元之后，地方腔罗马字的刊物则鲜有出现，存有的也微若游丝。

福建教会书局以厦门闽南圣书会、福州美华书局以及兴化美兴书局三家颇具规模，其余的则废兴有时。闽南圣书会和福州圣教书局是民国初期年全国基督教界所立六个圣教书会中的两个(11)。三家出版机构罗字的出版颇具鲜明的地方色彩，其服务的立足点是满足地方教会宣传信仰的需要，故此对方言罗字书籍和刊物的发行颇为支持，间接为教会对信徒的扫盲提供了大量的文本支持。仅美华书局在一年内就出售有21种榕腔字母字书籍(12)。兴华书局认识到“兹因本会会友多不识文理书籍，故此书（《纲例撮要》）特译为榕腔以便各会友易于识用也(13)”。教会书局在“诲不识丁之读平话（罗马字），乃为第一辛苦之事”(14)信念支配下，对这种简易西化字体的使用和推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发行了很多识字课本。

罗字在地方书局总的发行量中的比例是相当可观的，在资金来源上地方罗字书籍和刊物相当有保证，多来自于差会直接专项拨款，因为在教会诸多事业中罗字出版物能够以自身简单易学等特点与普通大众直接发生信仰上的联系，能够达到诱掖向教、指引迷途、固化信仰等教会目的。不管是其罗字刊物的发行量，还是初级罗字识字课本及罗字圣经的发行，在发行数量上由于与教会的识字扫盲等教育事业相联系，所以发行数量相当稳定。多数罗字自创设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还在教会内部使用，是普通信众能接受和使用的文字系统。教会书局对识字运动的支持往往是借用其文字印刷和发行的专业化，为罗字扫盲事业提供文本。

罗字的创设、罗字圣经的翻译和出版、罗字报刊的发行以及教会书局的印刷和出版等是连续成系列的文字创编、推广、应用过程，是一种新文字逐渐由弱势成为某一单位群体所共同使用的新文化传播过程。在近代福建罗马拼音字及其在下层社会的扫盲工作可以看作是这种过程的一个完整缩影，其中文本的提供和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    “读书不识字”的悖论：

教会识字运动与兴化罗字扫盲的成败

福建各地方教会特别重视教徒文化素质的提高，为了实现人人能读罗字圣经的目标，发起了各种形式的罗字识字运动，成为教会整个识字运动的一个亮点。这些罗字识字运动包括对教会内部不识字信徒教授罗字的主日学、夜学校、短期专门的培训班、暑期培训班等。教会还单独为众多社会妇女开设识字班和妇学，教授文盲妇女简单的罗字，使大量文化程度很低的普通妇女可以在教会人员的指导下阅读圣经，十分有利于基督信仰在妇女中的进一步传播(15)。福建圣公会开办了许多短期妇女培训班（包括各种识字班），在培训班里由女传道员教授罗字《圣经》以及基督教基本教义，期满结业后大部分妇女成为向教者或信徒，一部分由差会提供资助而成为女传道等基层教会服务人员。教会早期开办的女传道培训班，参加者多是女信徒或教会神、俗职员的女家属。她们的文化素质不高，许多人甚至不识字，培训班教授图解圣经和简单易学的罗马拼音文字来弥补这种不足。抗战胜利后差会及其影响下的闽中闽北教会相继发起了识字运动、乡村运动等，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

各地方教会开展各种识字运动大力宣传罗字主要是因为教徒的识字素质影响其阅读圣经的需要。民国罗马字大力推广时期，福州基督教会信徒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有大幅度提高，但是文盲数量也呈现出高比率。以女信徒为例：1920年福州三公会女信徒识字率分别为美部会57%，美以美会35%，圣公会46%(16)。从中可以看出福州教会文教工作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事实上教会内部女信徒识字率已经远远高于世俗社会的识字率。女信徒掌握的多是简单易学的罗字，所能读的仅仅是罗字圣经及教会罗字报刊等。从教会年度连环（地方教区）报单等记录整理来看，教会传教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向乡村传布，接受基督教的女性大多数是普通的劳动妇女和家庭妇女，其识字率就不足为奇了。福州教会除自己出版书籍外还利用全国协进会出版的大量的图书和印刷品，广泛开展教会的各种文字识字运动(17)，很多材料被送到识字班用于信徒识字用。除了举办各种正规女学外，福州教会还举行许多临时培训班来解决教会妇女文盲问题。古东教会设妇学，授以普通学识和圣经等科；圣公会开办妇女训练班，“八星期中……不会读经者已能朗读圣经”(18)；莆田教会开办夜校，“每晚常至妇女二十余人，课文经文俱能背诵”(19)；莆田东镇妇女读书会，招收妇女学习“圣道”(20)。这些培训班一般来说课程十分粗浅简单，多以罗字授受，采用地方腔罗字诗歌等形式，熟记即可。美以美会将简单易学的罗马拼音文字在女性中推广，使三分之二不识字者能用罗文诵《圣经》，同时组成许多罗文布道团进行布道，效果十分明显(21)。

福建各教会十分重视文字布道，并辅之以识字运动。差会中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都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字工作，但早期文字布道坎坷且充满尴尬(22)。地方教会特别注重信徒对《圣经》阅读和理解能力的提高，因此识字问题往往反复地被提上教会的议程，在提案中强调识字运动的目的在于神学灌输，这样无疑为识字运动进一步向世俗扩大制造了障碍，非教会文盲被排斥于信徒所受的识字权利之外。各种教会读书会、查经班、训练会，以及由教会所主持的宗教教育、灵修会、夜校、主日学等几乎都是教会宗教功能的延伸。例如主日学以“陶铸材器自能动作而服务于主道者为目的”(23)，组织学习圣经与识字运动结合。各地农村教会里最基本的教育事业即宗教教育，包括妇女宗教教育、主日学、查经班、妇女识字运动、组织改进社等，色彩属教会信仰文化运动。

教会文字事业与教会的识字运动息息相关，成败挂在一起，罗马字对罗字扫盲运动也呈现出特别的意义。教会诸事业中扫盲识字教育的活动是教会有益于近代中国的措施之一。在晚清政府对地方民众的识字关注之前教会就已经努力此举了。教会作为中国社会中以信仰维系的亚层次社会组织，有着独特的组织活动，教会的罗字识字运动的兴起和组织便是其中一例。国民政府“中国字的拉丁化”的讨论和运动与其说是政府的自觉行为不如说是受教会创设罗马字启发的影响(24)。罗马字的创设和推广对扫盲的意义在于罗字成为文盲信徒奔赴信仰的借助工具，其成败作为一种新异的文化运动，留给我们评说以很大空间，以地方教会罗字扫盲活动个案来分析评说是必要的。

兴化腔罗马字的创设是在美以美会兴化年会中西职员的合作下完成的。1891年美籍传教士蒲鲁士和华籍牧师宋学连将福州音罗马字母平话，改变为兴化音罗马字母。文字创设之后，蒲氏“是年倡设识字训练班”(25)，并发行兴化腔罗字《奋兴报》，刊印由蒲氏夫妇等编写的《罗马字母书》、《耶苏图说》、《依经问答》等罗马字书籍，为文字扫盲提供识字教材和参考。教会在制定了罗字之后，强力推行，“命令男女教牧人员及部分负责教徒首先学习，继而用罗马字翻印圣经及其他教会书籍，普遍推广，籍以进行‘愚民政策’”(26)。蒲氏对文化活动的挚著与热忱不遗余力，并持“诲不识丁之读平话，乃为第一辛苦之事”为信念(27)。但是十余年后，罗字《奋兴报》并未达到如期宣传效果，原因是早期的主笔多为不喑乡情的西人和当时文字的普及力度不够等。

教会当局为扩大罗马字宣传，特意于1916年在黄石筹议“按期开办兴化音罗马字识字训练班”，并制定了详细的章程，以图长远计。该训练班的宗旨是“补助促进教育普及”，职员为“各传道为所长，招选明识信徒，加以训练，备为教员之用”，并且要求“各处都要开设新字传习所”，“各个堂会应设一所，若要设于乡村，须有五人受业，方能开办，人数愈多愈好”。课程分为两年，最初是从新字母开始学起，所用教材是美兴书局出版的罗字书籍如《圣经图说》、《主日学课》等。直到1933年教会对罗马字的推广仍很热心：继续开办识字训练班，被考核人员经考试及格，录取发给毕业执照。推行结果令教会欣慰：莆田三连环考取四十名，仙游连环三十二名，录取受业者莆田廿五名，仙游七名。“短期考核结果成织，能读罗文字母、圣经及教会罗文书刊。仙游东连环受考及格者，男女共241名，仙游西受考及格者，男女230名”，其它不累举。“因为有各次训练兴化平话新字运动，所以兴化年议会，有很多男女信徒，能读罗文圣经及各种罗文宗教书籍，且能运用新字缮写书信和记事记帐等”。罗字普及和扫盲的部分目的达到，这是教会当局对近代文化运动的贡献之一。

除开办各种罗文（教师）培训班之外，兴化地方教会还在有条件的堂会举办各种形式的识字班，专门教授罗文和简易汉字，开展识字运动，培养了大量的罗马字初识者。“各个教堂应实行教人识字读经；各个教堂应开办平民学校；各个教堂应择适宜时间，十一、十二、一、二诸月为识字运动时间；能读罗文者不可放弃，应努力继续”(28)，为教会后续信徒做准备。除此，教会当局还开展读经运动，举办查经班，“每个教友应有一本圣经，每个教友应能读圣经，有基督化的生活，每个教堂应有日常的查经班，每个教堂应于适当的时间举行读经运动”，类似的要求很多。识字教材是美兴书局的印刷品，从圣经到刊物、宣传单、小册子等不一而足，多是罗字刷品。与文化基督徒对教会文化的参与不同，地方堂会的识字运动对文字的运用是初级的、启蒙的，不是对传统的承袭和对教会文化的深入，但是教会文化的民众基础却奠基于此。

兴化音罗马字识字班根据教会当局的要求发动全体教徒学习罗马字，甚至学校中以罗文为教科书，年会中以罗文为记录专用文字，新收的学习教友以能读罗文为合格， “其企图是使乡下不识字的会姆会嫂，能用罗文写信，可以与所谓西教士报告各地的情况，同时初来的男女西教士，因语言未通，也可以籍罗文与传道教友互通意见”(29)。教会罗马字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具有文字的专断权和识字要牺牲信仰为前提等缺点。从实践效果来看，教会的识字运动则并未真正达到如期效果，特别是教会内部的文字表达与当地会外的文字交流恍若异域，更别说与其它地方语种的教会交流，所以具有很强的内敛性而缺乏必要的扩展性。兴化教会1948年将罗文定为兴化教会当局内的使用文字，规定罗文为男女教友必读，推动各牧区堂会男女教牧人员举办信徒读书会。兴化音罗马字读书会的宗旨是“补助促进教育”。长达半个世纪的兴化罗马字的识字运动与教会当局的着力组织推广是分不开的。

教会罗文扫盲的结果是客观的：罗文在汉字传统环境下是失败的，沿传于今，罗文字母早已不见使用。用“左”时期的文字记载来看罗文在中国遭遇结果，也能说明其瑕疵所在：一个女传道控诉说“当她在传习所读书时，美帝分子不许她读汉字，她的丈夫曾经教她读汉字，她一读汉字，就被帝国主义分子责骂”。另有一个女信徒也控诉说“罗马字真没有用，读了罗马字还是文盲，有人问她，你有没有读书，她说‘有’读不识字，她说‘不识得’”(30)。“读书不识字”呈现出矛盾的悖论，其根疥在于罗文的传习与汉文所造成的文字分野。汉字的习传者多是传统私塾和教会部分学校，而罗文作为教会专属文字仅在信徒中传播：会姆、会嫂、小孩、青年、成人甚至老年等。文化运动工具的选择要适当，否则将如兴化音罗文字母的文化际遇一样：读书不识字。

地方教会的年会“报单”除了把信徒入会人数、信众捐输多少作为年成绩之外，还往往把教会取得识字信徒的多少向兴化年会报告，以邀其功。事实上教会“扫盲”活动的多数效果多如上述，对信徒个人来讲是“读书不识字”的尴尬，对教会而言是笼统的数字统计。不过教会对民众文字传输的文化普及（有限范围的普及）是具有很深社会意义的，教会文字出版品在这种另类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是明显的。教会人士的说法是“西洋教士想加速度推进福音，乃发行杂志，无形之中又被他们发现觉汉字的缺陷，为便利阅读，他们就采用官话与浅显文理，更采用方言与罗马字，这些而今已成了改革汉字与汉文运动的滥觞了”(31)。这些文字的采用，教会人士看到的只是一面，正如他们看到汉字的“缺陷”一样。罗马字的出版存在强烈的缺憾：与传统隔离，造成文字间沟通的障碍，使教会“文字扫盲”成效不大。罗马字所适用的地方方言也存在瑕陋：“福州话圣经译文多假音之字，杜撰之文，职此之故也。当日译者或亦知其谬”，之所以没有更张是由于 “一则，习俗沿用既久，骤难变更，二则，音存字晦，不得不别制新字，以为替代，或假同音之字，以谋迁就”，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教会人士也承认“此道（指方言翻译圣经，作者按）不可从也”(32)。方言文字是教会文化运动的借助工具，但是效果却“不可从”，教会内罗马字扫盲的意义也有与传统文字划分泾渭之嫌，效果成败的评说也更加复杂。

三、教会读者群的分野以及罗字扫盲对教会和近代文化的影响

教会早期出版物的读者多是入华的西方人和埠外西人。之后的信徒可以分为完全文盲群，这一部分的比例相当大，因此教会要想对之进行宗教启蒙则必需对之进行文化素质教育，首先是识字教育。这部分“读者”是奏效期较长的读者群，接受的主要是口头信仰，称为口传信仰者。另一部分是文化知识分子，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是从接触教会文字出版物开始的，称为阅读信仰者。具体来讲教会各种出版物都有对应的读者群。信徒比重较大的文盲读者群是教会努力所争取的，在读者分野中倍受教会当局的注意。

许多教会出版物常采用地方腔罗马字，这种读物对当地没有受过罗字训练的知识阶层来说是陌生的，也是不可读的。又由于教会从传入福建就创制了此种新体文字，并竭力将此种文字教授给不识字的社会下层，所以对受过罗马字教育的广大信众来讲，该文字就可作为接触基督的最直接的借用工具之一，此种读者的数量比例最多。美华书局出版数种榕腔读物，连教会会规性质的书籍也以罗马字出版：“兹因本会会友多不识文理书籍，故此书（即《纲例撮要》）特译为榕腔以便各会友易于识用也。余（美华书局主理力为廉）劝会议（福州年会议）兄弟并诸传道等当于未别之前俯降本书坊来购数十本，转售于其所属诸会友家中，以便考究本会撮要之条例，即为会友者所当守以”(33)。地方腔罗字书籍有特定的读者群，发行目标相当明确：不识文理者。不独书籍的发行如此，刊物的发行也瞄准了不识文理的读者群，“本报（《小孩月报》）特用榕腔刻成，缘教中会友不识文理者多，若诸传道阅读是报，则易于识悟也”(34)。地方腔读物的读者主要是不识文理者，各地教会堂会中接受过教会识字培训班、主日学等临时学校教育的小孩、成年和老年也在此列。他们被拒斥在传统的文理阅读物之外，对文理丝毫不通，甚至于基本的启蒙都没有。教会所创造的地方腔文字由于发音于日常，又有基本的学习规律可寻，易学易懂，“盖男妇老小不难于数阅月内便能习读之”(35)，作为阅读工具又相当简单实用，这是基督信仰能在普通大众特别是传统塾馆教育外的社会底层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由于受地方语言传播范围的限制，地方腔罗马字出版物的发行地方性很强，发行拘囿于地方而缺乏必要的普适意识。“《小孩月报》分发各循环拜日学会，并设一法专售是报于上下游榕腔所能通用之处”，除了闽江上下游外，榕腔《小孩月报》的读者是罕见的。知识“浅薄”阶层作为教会信众的基本信仰群体尤其受到教会当局的重视，而劝化、强化其信仰的有效措施之一便是为之出版浅显的地方腔罗字或文理浅白的读物。卫理公会兴化年会所印书籍大多“廉价售给会友阅读，使他们领会圣经要理，做忠实会友，这是应付已识字而圣经智识浅薄的会友的需要。至于一般初入教会而不识字者，则编有《福音千字课》，亦用汉罗两种版本，使他们易于学习，逐渐识字明道，达到能够自己阅读圣经而后止”(36)。受教会中信徒识字能力的限制，教会罗马字出版物的发行规模很难一蹴而就，所以教会人员有“我侪深望会友俱为读书之人”的愿望，希冀教会扫盲活动的繁荣。地方腔罗马字有特定的学习途径，知识阶层被排除在这种读者群之外。地方腔罗马字是教会为了信徒的快速阅读需要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对象不是文化阶层，其文字的分化作用很严重。

教会罗字扫盲的最终目的不在传输世俗知识，而在于“文字布道”，罗字扫盲只是借用途径。教会人士对于罗字书籍布道的作用更多的是支持，书报使信徒坚定信仰，坚实与教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教友方面为了误会和妄信，而冷淡动摇，离经叛道，甚至暗里破坏，明里反抗，无所不用其极”，解决这种信仰状况的办法是靠教会罗字读物来使其“迷羊知返”，“其中有半数的竟然能够觉醒，他的悔改返正都是仗着书报之力，就是我们的信德也是赖它的保持”(37)，教会当局对书报文字的依赖程度不亚于此言。因此下面的鼓动就不足为奇了，“（教会要达到它的目的）尤不可不利用此文字宣传，去唤起全国各教会的注意与努力，鼓励指导全国各职员的发奋进行，和劝告训练全国诸信徒，使一面能够明了五运的意义，而消除种种误会与怀疑，一同起来赞助推行；一面还能奋兴灵性，提高程度，确切认识那稣（耶稣）而效法他，表彰他，籍以引人归主，洗除罪恶，改造社会；并把福音真理，救世大道，及耶稣的人生教训，昭示于社会，灌输于各界人士的脑袋，使他们认识了解和信从，因而改过迁善，得基督的生命”，罗马字扫盲运动也在这样主导观念的支配下进行(38)。基督教罗字扫盲对教会的意义重在宣扬教会的各种信仰主义和主张，在教会的报告书中文字扫盲运动的成就显然浮夸，大于实际效果，特别是对会外世俗社会影响的估计过于偏高，从而使教会失去审慎决策的客观态度，这也是福建教会民国中后期缺乏群众基础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与中国的近代化，学者对之的态度曾经称其为文化侵略，如果置教会文化事业的性质而不论，专就文化输入的方式和效果来看，教会文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是存在的。具体到罗字扫盲来说，罗马字扫盲虽然有地方内敛性、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等缺点，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教会内对白话运动的评价似乎也可以用于教会罗马字扫盲：“极大的影响实在是我们基督徒所译的白话圣经，以及罗马字母的拼音字啊！”，教会采用白话和罗马字文体的原因是“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见觉我国文学艰深，不便使浅学的人们皆知经旨，因此译成国语土白两种圣经和罗马字母的拼音，做个较易学习文字，传达语音的工具”，该文作者指出“顾颉刚先生说：‘欧洲教士初来东土的时候，嫌华语华字难通，便利用罗马字母拼音来替代，已经伏下文字改革的动机了”(39)。中国文字改革特别是国语运动、白话运动、拉丁字母运动等文字革新运动多受教会对拉丁罗马字母推广的影响，对传统学者的文化侵略论说也应该剖析对待。福建罗马字的扫盲运动，成为中外两种文化交和的临界点，其在文化交接的边缘必然是文化的类似，而不应该是某种文化的专断。遗憾的是罗马字扫盲运动只传授给信徒的专断方式，使其在充当文化沟通的历史介质时表现不佳。

Three C's define me: Chinese by birth; Canadian by choice; Christian by grace.

N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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