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我们如何失去了瓯剧——跨国传媒时代的传统艺术

by 傅谨

    2004年5月21日－22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与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在北京举办“2004北京国际文化论坛”，这次以“文化多样性——互相学习，共同努力”为题的中欧文化对话，其中一个重要单元，是讨论“全球传媒企业在多样文化世界中的公共角色”。确实，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话题，而且也是颇有争议的话题。

    或许，藉由这个话题的展开，各位与会的传媒巨头可以令我们分享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与营销其文化产品的经验，但我们同时却不能不看到，这些跨国传媒的营销进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现象，它对后发达国家传统艺术构成的威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估。我从事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戏剧研究，深知在这个大众传媒时代，后发达国家的诸多传统艺术，均如同我所研究的中国戏剧那样，一直在经受着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势不可挡的铁蹄践踏。如同一起参与这个论坛上的欧洲学者们亲身感受到的那样，具有古老而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欧洲社会也正深切地感受到美国流行文化的冲击，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深切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美国流行文化，更是包括美国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整体上的强烈冲击，要想漠视这一冲击是很困难的。

    而且，中国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时，还有其特殊性。中国在最近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迅速成为经济和文化艺术领域非常开放的国家，国外尤其是西方艺术迅速进入，但这种影响与进入并不是一个自然平缓的过程。这种进入与影响，一方面受到国家与普通民众强烈而共同的改革开放的渴望驱使，这一渴望让绝大多数民众甚至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放弃了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的能力和愿望；另一方面得到跨国传媒高度成熟的商业推广模式的协力，市场机制激发出的逐利冲动令长期听命于旧的僵化体制的文化机构无从应对。因而，西方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显得如此不可阻挡，面对跨文化传播进程中的外来文化，传统艺术多少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这些生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并且为这个文化圈的民众所欣赏、喜爱的艺术活动，在它们形成对新的文化环境与跨国传媒主导制订的新的商业规则的适应机制之前，就已经陷入困顿。

    我想提供一个亲历的个案说明这一问题。我前两天刚刚应浙江省温州市文化局邀请，去那里和当地的戏剧主管部门与戏剧艺术家们商讨如何保护与传承温州的地方剧种瓯剧。最近十来年，我一直致力于濒危剧种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经常往来于北京和各地之间，考察各地濒危剧种的现状，与那里的剧团、艺术家们，尤其是政府官员们商讨这些剧种的保护策略，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些在濒危剧种的生存与延续提供一些帮助。瓯剧无疑也是典型的濒危剧种。温州经济在近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众所周知的，政府财力日渐雄厚，对文化事业、包括对戏剧的投入水涨船高，恐怕会让许多中、西部的大剧团羡慕不已。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这还不足以真正实现拯救瓯剧的目标。瓯剧在温州已经生存发展数百年，形成了它非常有个性的独特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迟至三十多年前仍然是最受温州民众喜爱的戏剧表演形式之一，但现在它的市场空间已经非常之小，仅剩的最后一个剧团也必须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才得以维持；一方面是这个最后的瓯剧团能够上演的传统剧目非常之有限，更严峻的危机在于，它已经失去了当年曾经有过的那个庞大的观众群体，它已经不再是温州人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欣赏对象，有关瓯剧的一切，也不再是温州人精神与情感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瓯剧在温州人生活中这种迅速边缘化与陌生化的趋势，并不会仅仅因为政府增加对剧团的若干拨款而马上改变。
导致瓯剧陷入困境的原因十分复杂，我不可能在这里条分缕析地全面铺叙。但至少导致它走向衰落的一个关键原因与这次会议的主题具有相关性——它与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包括跨国传媒在内的大众传媒影响力日益扩张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如果说在此之前，构成温州一般民众审美趣味的基本视觉经验，以及影响与支配温州人审美判断的公共话语的所有因素，都是温州人认同与肯定瓯剧价值的重要支撑，瓯剧向来都是温州人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瓯剧以及有关瓯剧的知识与感受，一直是温州人藉以相互认同的重要途径，那些最为人们熟知的传统剧目里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他们的情感交往，始终为一般民众口口相传且成为他们的情感表达范式，那么，当新的大众传媒影响力日益增大之时，温州人所接受的信息中，有关瓯剧的以及足以支撑瓯剧文化与美学价值的信息，却突然稀薄到不能再稀薄。

    我们看到有关瓯剧的信息与知识渐渐从温州的地方媒体中消失，我们发现温州本地的媒体渐渐变得像所有传播范围更广阔的媒体一样，对跨国传媒精心制造出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温州本地艺术的关注，而不再或很少谈论那些最重要的瓯剧表演艺术家、以及数百年来一直为温州人熟悉的瓯剧传统剧目，由此我们不得不指出，当瓯剧不再是温州人的公共话题和他们生活中关心的对象时，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迅速从温州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中淡出。

    当然，在同时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无数同类事件面前，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责备传媒业的从业人员，指责他们不关心与不重视本土艺术，而应该深切体会到，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清晰地意识到，确实存在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逼迫着各地的地方性媒体放弃原有的价值。

    首先，在全球化进程中，知识、信息、经验、感受的传播交流模式发生了非常关键性的变易。在此之前的人类悠久历史进程中，人只能以人的身体（包括完全依赖于身体的声音与形体语言）为主要传播媒介，这种特定方式决定了交流的有限性。恰恰是由于传播与交流受到身体本身的限制，决定了这样的交流以及它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被局限于交流双方所能够直接触摸的经验范围内，因此，交流与传播的过程同时就成为营造特定群体与社区共享的情感空间的过程。然而在当今世界上，以跨国传媒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它们运用的传播媒介不再依赖于身体甚至主要不借助身体，在一个人们从报纸、电视与广播等渠道获取的信息量远远多于亲属、邻居和同事的时代，非身体性的超距传播已经渐渐成为人类知识、信息、经验、感受传播与交流的主渠道，这样的传播与交流，它们特有的方式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改变的结果就是，知识因其具备地方性而拥有价值的传统格局遭到致命破坏，基于人际直接交往的可能性与频率，以地域区隔为屏障保证某个空间的公众拥有同样的知识与经验，因而能够分享同一种价值的历史已经彻底终结。

    其次，由于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的超距传播能力得以迅速提高，这种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刺激着传媒企业无休止的扩张欲望的急剧膨胀，所以，任何跨国传媒，都不会满足于仅在一个狭小空间内传播知识与艺术等等资讯。而任何一个希冀获得在相当大的空间成功传播的大众媒体，都不可避免地要顾及到这个广阔空间内公众的平均趣味与需求。为了传播与接受的有效性，它只能有选择地传递那些更具普适性的资讯与内容；然而越是适宜于大范围传播的信息，就越是注定会弱化它的地方性，注定要越来越远离每一特定区域内公众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如果说一个媒体只局限于温州这样一个范围内传播，那么它只需要考虑温州人对哪些信息感兴趣，而一个省的媒体却需要考虑哪些信息能令全省的公众感兴趣，跨国传媒的信息筛选更是必须考虑到全球公众的兴趣。在这一场合，一方面是那些被媒体认为是更具备普适价值的资讯与内容在这种传播机制中获得优先选择，另一方面，即使是地方性的资讯与内容，也会被媒体按照普适性的价值与视角加以处理。正是这样一些大众传媒，令温州人和浙江其他地、市的民众，与中国其它省份的民众，甚至与世界其他国度的民众接受同样的信息，在接受具有普适性的信息的同时，人们对地方性知识、艺术和信息的兴趣却在下降。我们用这样一个假设来加以说明：如果说《温州日报》和温州电视台每周可以有一两个栏目谈论温州的本地艺术瓯剧以及与瓯剧相关的内容的话，《浙江日报》和浙江电视台可能每个月只能有一两个栏目涉及到浙江所属的地级市温州流传的地方艺术瓯剧以及相关的内容，至于《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恐怕每年也未必会能够安排一两个栏目，专门谈论中国范围内数以百计的地区之一温州的地方艺术瓯剧以及与之相关的话题。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奢望同时需要面对世界许多国家受众的跨国传媒像温州本地的媒体一样关注温州的艺术？从技术的角度看，假如说《浙江日报》和浙江电视台每周都会考虑安排一两个栏目谈论浙江的地方表演艺术，那么它会更多地选择谈论在浙江受众更广泛的越剧或婺剧，《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自然会更多地选择谈论京剧等等。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真正令人困窘的麻烦在于在全球化时代媒体传播范围的差异，同时也就意味着影响力的差异，并且，这样的差异很容易就演变为价值发现能力的差异，导致地方性的、因而在传播过程中显得较为弱势的媒体，很难真正持续地保持自身的价值立场，导致这些弱势媒体非常轻易地就为强势媒体的价值观念牵制引导。具体说到地方艺术的传播，那些受到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强势媒体关注的艺术与知识，其价值会有更多机会得到更多人认识，与此同时，也会被理解为更具价值的知识与艺术；而被传播的频率与空间范围，在这里极易被曲解为价值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正是这样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它诱使地方性的弱势媒体自觉不自觉地仿效跨国传媒的传播方式乃至于传播内容，于是，举例而言，你真的很难让《温州日报》和温州电视台断然拒绝跟随着跨国传媒的触角，同样去关注温州之外的音乐、舞蹈与戏剧，关注由跨国传媒精心包装的明星，尽管这样的关注明显是虚假的——出于经济的和技术的等等原因，事实上为地方媒体所津津乐道的那些跨国巨星的所有信息，都只能来自于传播范围更大的那些大媒体乃至于跨国传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希冀任何地方性的媒体像关注跨国巨星那样关注有关本地的信息与知识，比如说，要让《温州日报》和温州电视台坚持对瓯剧的关注，都既不现实也无可能。

    这就是传媒时代地方性艺术的宿命，而且，跨国传媒介入艺术传播领域所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扩张，其结果不仅仅是开阔了公众的视野，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向公众传递着媒体传播与选择中包含的既定价值。当艺术成为跨国传媒集团向公众提供的一种文化商品时，它的传播过程不仅仅是在向公众提供一些可资欣赏与娱乐的艺术产品，同时还在向公众提供它的选择标准。在这个人们对艺术的欣赏与判断如此受大众传媒影响的时代，跨国传媒公司的商业化选择很自然地构成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暗示：越是受到跨国传媒公司青睐而被选中、因此得以越广泛传播的艺术品，就受到越多公众关注，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公众日常精神生活中占据着越重要的位置，得到公众越是无保留的价值认同。正是由于全球化时代跨国传媒的商业化传播影响越来越大，各地民众原有的、由地方性艺术培养出来的各具特色的美学取向渐渐被这种由跨国传媒虚构出的、似乎更普泛化的趣味所替代，它一方面必然导致人类审美趣味的扁平化，进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还包含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逻辑：就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种经典表述所昭示的那样，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必须在它有可能被纳入更大范围的知识体系，在它获得世界性确认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成立，因此实际的情况就变成“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所以人们觉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国内城乡各地演出并且广受欢迎是不够的，似乎只有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一次才能最终证明中国艺术的价值，而演出结束后请一位外国观众、哪怕只是一位家庭主妇说几句好话，也比一位对中国艺术更熟悉也更有研究的本土专家的赞扬更有份量；一部川剧史或越剧史会专门以很大的篇幅写“走向世界的川剧”或“走向世界的越剧”之类，浓墨重彩地渲染它们受到本土之外的观众欢迎，仿佛国外偶然接触到这些剧种的观众要比中国资深的观众们更有资格确证这些剧种的价值。在这里，地方性艺术价值与意义的自足性，显然已经成为 “走向世界”的祭礼与牺牲；既然跨文化传播对于地方性艺术的价值确认变得如此重要如此关键，艺术愈来愈依赖于跨国传媒的现象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然而，跨国传媒的传播模式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将某些事实上是个别人或小群体的趣味无限放大，使之“显得”像是一种全球性趣味的方式传播的，因此，这样的传播，从本质上看不仅不能真正有助于地方性文化保持其本来面目与坚持本土价值，而且其作用恰恰相反。但更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对于大部分地方性艺术而言，即使这样被扭曲地“走向世界”的机会也很少；全球化对人们艺术趣味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却只有极少数民族的艺术因为幸运地得到跨国传媒关注而被理解－误读为“世界性艺术”，与此同时，更多同样拥有浓厚地域色彩的知识与艺术，假如它们不幸因为后发达、地处偏远或其它种种缘由，无法得到大众传媒的关注，那么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极易成为社会与人类文化整体中被遗忘的存在，直至丧失其在原生地的公众精神生活中原有的地位，从而永远离开人们的视野——从公众的兴趣转移，进而连它的创造者自己也开始产生对其文化与艺术价值的质疑，最终遭到遗弃。

    只有我们充分理解跨国传媒的传播规律以及传媒对当代社会以及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有多大，才会真正明白在温州人失去或者说几乎失去瓯剧的这出悲剧里，媒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诚然，媒体并不完全排斥所有地方性艺术，相反，借助于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大众传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超强的传播能力，每天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数量上数十百倍于此前的信息与知识，其中显然就包含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地方性的内容，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得以更方便、快捷且更大量地接触到各种各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边远地区的艺术，但跨国传媒是通过将这些地方性艺术夸张地表现为非地方性的全球性艺术的途径，令它们为全球所知的。因此，跨国传媒对地方性艺术的发掘与传播的理由，并非基于对这种艺术形式的地方性价值本身的确认。而且，即使有了如此强大的传播手段，我们还是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相对于无限丰富的人类精神创造的整体，跨国传媒所能够关注的对象是如此之微不足道，比如说，对于无数像温州这样的地区的民众，跨国传媒根本不可能真正给予他们自己原有的艺术与文化传统以充分、足够的关注，它们所提供的只能主要是与这些民族、地区无关或关系很小的知识与艺术。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发达国家，进而，在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内诸多大众传媒从未关注过的角落，就有无数类似于瓯剧这样的传统艺术，迅速被旋转的时代之轮无情地甩到社会边缘。

    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瓯剧一样有着悠久历史，拥有独特的表演艺术传统的剧种，它们面临同样的境遇，其中包括福建泉州精美绝伦的梨园戏，湖北武汉作为京剧母体之一的汉剧，还有河南新乡古老而苍凉的二夹弦，当然，还有分别存在于甘肃、山西、广东及河北唐山周边地区的皮影等等。但我在这里不是想要昭告瓯剧以及与之类似的传统艺术形式与文化活动濒临衰亡的悲剧，仅仅满足于为它们唱一曲挽歌。我不想夸张地说温州人不能没有瓯剧，但我想说后发达国家的民众一定不能生存在一个排斥与鄙薄本土文化艺术传统的、价值失衡的文化环境里，只仰赖于总部建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夸夸其谈的跨国传媒提供的艺术欣赏对象，按照他们提供的是非优劣标准选择、判断艺术欣赏对象，并且根据他们的模式重新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也决不会轻率地忽视全球化与艺术的跨文化传播过程的正面价值，我一刻也不想忽略它们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这种正面与积极的作用还包括，就在许许多多地方性知识与艺术因为传媒的漠视而日渐趋于湮没的同时，毕竟还有某一部分原来同样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文化空间内生存与传播的杰出的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艺术活动，因其幸运地进入跨国传媒的视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突然间就一夜成名天下知。我只是希望藉此揭示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对于大多数后发达国家的公众而言，我们何时并且如何丧失了对本土艺术的价值认同，以及假如我们还愿意保持最后的文化自信，那么，在这个全球化无远弗届的时代，将如何可能重建这种价值。

    确实，全球化以及知识与艺术的全球性传播，尤其是因跨国传媒的介入带来的各种地方性知识与艺术的边缘化现象，对于所有后发达国家的传统艺术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回应似乎也正包含在问题之中：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本土艺术，往往只有在它能够融入这个全球化进程，获得跨文化传播并且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价值认同，才能恢复与重建文化自信。如前所述，就在后发达国家的诸多地方性知识与艺术的传统价值受到普遍质疑的同时，我们又欣喜地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比起以往任何时代都有更大的可能性。同样，跨国传媒公司给人类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至少是在理论层面上，它有可能以更具全球性的眼光，基于更开阔的视野处理不同民族的文化现象与历史传统，令更多人分享以往只能在一个较小区域内传播的艺术，包括其中的情感与智慧。跨国传媒因其触角遍及世界，因而也最有可能在新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跨国传媒对于所有地方性知识与艺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且正在摧毁传统，同样也可以并可能正在成为后发达国家重建传统信念的有力工具，由此给传统注入巨大的活力。
但我们不必将跨国传媒看成地方性的传统文化艺术的拯救者，任何民族的文化艺术的传承都不能也不应该完全依赖以至乞求于跨国传媒的恩赐与救赎。

    文化与艺术的跨文化传播固然能对后发达国家的传统知识与艺术的生存与发展起到强大的助推作用，同时反过来看，传统知识与艺术也始终是决定跨国传媒能否持续生存与发展最基础与最核心的文化资源。如果说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感受到了美国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覆盖性影响，极有可能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进而使人类文化变得空前苍白与单调；对以跨国传媒为特殊象征的流行文化全球普适性的幻觉逐渐破灭，它空洞的表层化的传播模式日益为公众厌倦和唾弃，那么，人类终将回归更趋于重视文化产品的充实与独特内涵的时代，从而，艺术乃至于更多的文化活动与生活方式的地方性特征，终将重新得到珍惜。而更多地发掘与认识后发达国家那些濒临失传的地方性艺术，以更加开放和更具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的视角帮助它们重新确立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地位，不仅是跨国传媒在商业开拓进程中可能得到更多地区民众由衷欢迎的前提，而且更是它未来能够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惟一路径。因此，最后我想特别提及，我这篇文章也可以用另一个标题，那就是“面对传统艺术的跨国传媒”。对于传统艺术而言，与跨国传媒的深度合作固然是重建文化自信的便捷途径，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因经济的全球化而更加凸显出文化多样性之重要的时代，对于跨国传媒公司而言，正视、尊重与善待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文化艺术传统（不是为了猎奇，为了异国情调，也不是仅仅出于尊重所在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消极考虑），努力从这些传统中寻找灵感，发掘足以感动世界的题材，主动承担起保护与传承所在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责任，同样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本文根据作者2004年5月22日在“中欧文化对话：2004北京国际文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